古往今来，大凡有作为的学人，在治学道路上总是有一种思想上的境界和动力；正是这种境界和动力，使他们能够坚持不懈地追求、攀登，直到光辉的顶点和生命的终结。这些学人，留给后世的，不只是他们的皇皇巨著，还有他们的思想和精神。
白寿彝先生就是这样一位学人，一位享誉中外的史学家。当我们怀着钦敬的心情，去追寻白寿彝先生的治学道路时，就会逐渐感受到他的这种思想动力的巨大和长久。
一、神圣的社会责任意识
白先生治学的动力，首先是出于社会责任感，这也是他的史学思想的根基。1937年，他的第一部专著《中国交通史》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这是中国学术界的第一部中国交通史。这年，白先生28岁。作为一个青年史学工作者，白先生已显示出他对于国家命运、社会前途的关注与责任感。他在本书最后一章即第六章“中国交通事业之前途”中，从六个方面分析了“中国交通事业前途之很大的障碍”，进而指出：“在这个时候，国难严重到了极点，这种关系国家兴亡的大事业是需要政府和人民拼命去做的。我们的一部中国交通史，究竟是一部失败史或是一部胜利史，在最近的数年中就要决定。这个时代已不是再容我们优游岁月的时候了。”[2]这一段话，写在“九一八”事变和“一二·九”运动之后，“七七”事变前夕，只要我们回溯历史，就会感受到这些话是多么深沉，多么有分量。
由此可以看出，白寿彝先生从他踏上治学道路之初，就明确地树立起史学工作者的社会责任感。这种神圣的社会责任感伴随他走过60多年的治史生涯，直到生命的最后一息。
作为一位有广泛影响的史学家，白先生的社会责任感主要反映在以下几个方面。
——对史学工作有崇高的目标。史学工作是神圣的。在中国古代，这种神圣性固然有针对朝廷和君主的一面，同时也有针对历史、当世和后人的一面。近代以来，这种神圣性主要是针对国家、民族、社会和人民，同时也针对历史和后世。白寿彝先生在这方面有很突出的自觉的意识和深刻的见解。1984年，在新中国成立35周年之际，白先生在《面临伟大的时代》一文中写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