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寿彝教授和《中国通史》[1]
1999年3月，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中国通史》的最后一卷，即第十二卷。至此，以白寿彝先生为总主编的12卷本、22册、1400万字的《中国通史》，历经20个年头的研究和撰写，终于全部出版。
1999年4月26日，北京师范大学举行“祝贺白寿彝教授九十华诞暨多卷本《中国通史》全部出版”大会。会前，白寿彝教授接到了江泽民同志写于当天并委托专人送来的贺信。江泽民同志在信中说：“……《中国通史》的出版，是我国史学界的一大喜事，您在耄耋之年，仍笔耕不辍，勤于研究，可谓老骥伏枥，壮心未已。对您和您的同事们在史学研究上取得的重要成就，我表示衷心的祝贺！”“我相信，这套《中国通史》，一定会有益于推动全党全社会进一步形成学习历史的浓厚风气。”[2]江泽民同志的信在社会各界引起了热烈的反响，《中国通史》也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
一、中国通史：中国史家百年的追求
白寿彝教授为什么要编撰《中国通史》？其学术背景、历史原因是什么？其主观动因又是什么？这是我们认识《中国通史》的几个前提。
20世纪开始，自梁启超1901年发表《中国史叙论》、1902年发表《新史学》，提出重新撰写中国历史后，撰写中国通史始终是20世纪中国史学家的追求目标之一。1904年，章太炎在《哀清史》一文末，附有《中国通史略例》，提出了撰写中国通史的设想和框架。此后，夏曾佑写出了《中国古代史》，陈黻宸写出了《中国通史》，章嵚写出了《中华通史》，王桐林、陈恭禄各写出了同名的《中国史》，钱穆写出了《国史大纲》，吕思勉写出了《白话本国史》、《中国通史》，周谷城写出了《中国通史》，邓之诚写出了《中华二千年史》，等等。与这些著述在撰写的时间上相交叉，范文澜写出了《中国通史简编》、吕振羽写出了《简明中国通史》、翦伯赞写出了《中国史纲》第一、二卷等，都是以唯物史观为指导的中国历史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