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中国通史》的特点
白寿彝教授担任总主编的大型《中国通史》，始撰于20世纪70年代末，自1989年4月出版第一卷《导论》，至1999年3月出版第十二卷《近代·后编》，历时20年，全书凡12卷、1400万字，全部出版面世。1999年4月26日，北京师范大学举办“祝贺白寿彝教授九十华诞暨《中国通史》全部出版”大会，并收到江泽民、李鹏、李瑞环、李岚清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贺信、贺电，实为学术界一大盛事。
江泽民同志致白寿彝教授的信，对中国历史做了精辟的概括，对学习中国历史的重要性做了透彻的阐述，对史学工作和白寿彝教授的治学精神及《中国通史》的出版给予高度评价。江泽民同志指出：“我相信，这套《中国通史》，一定会有益于推动全党全社会进一步形成学习历史的浓厚风气。”[2]
我作为一个史学工作者，面对这一盛事，深受鼓舞。这里，我想根据目前我的理解，就《中国通史》的特点讲讲自己的认识，作为对江泽民同志这封重要信件的响应。以我的肤浅理解来看，《中国通史》有如下几个特点：
第一，鲜明的理论体系。《中国通史》以唯物史观为指导，结合中国历史进程的实际，在深入研究的基础上，创造性地提出了关于中国历史发展的一些极为重要的理论性认识。这些认识贯穿于全书之中，而在《导论》卷做了系统、充分的阐述。《导论》包含九章，阐述了以下问题：统一的多民族的历史；历史发展的地理条件；人的因素，科学技术和社会生产力；生产关系和阶级关系；国家和法；社会意识形态；历史理论和历史文献；史书体裁和历史文学；中国与世界。其中，大多属于历史理论范畴的理论问题，只有历史理论和历史文献、史书体裁和历史文学两个问题是属于史学理论范畴的理论问题。对这两类理论问题，《导论》卷都是以唯物史观的基本原则为指导，从中国历史和中国史学的发展中总结出来的，讲理论而不脱离史实，举史实而提升到理论，读来容易理解而多有启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