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识和器局[1]
——纪念白寿彝先生百年诞辰
引言
2009年2月19日，是白寿彝先生100周年诞辰的纪念日。很早就想到要写一点纪念文字，以表达自己对老师的缅怀之情。可是提起笔来，总觉得要写的东西很多很多，真不知从何处着笔。想了很久，我想用这样四个字来概括白先生的学术特点和治学宗旨，或许更能反映我对自己老师为学风格的理解。这就是：“通识”和“器局”。
从司马迁提出“通古今之变”[2]，到郑樵倡导“会通之义”[3]，再到章学诚总结出来的“通史家风”[4]，以及龚自珍所说的“欲知大道，必先为史”[5]，都包含了知识的渊博、器量的宏大和见识的深刻，可以看作是历史上的史学家的“通识”和“器局”。
白先生学术的特点，正是继承、发展了史学上的通识和器局。对此，我以前有一点朦胧的认识，而现在比以前又多了一些理解和认识。1981年，白先生在《史学史研究》上连续发表了四篇《谈史学遗产答客问》的文章。我在阅读、学习中的那种激动和沉思交织在一起的心境，至今难忘。1981年年底，我写了一篇读后的认识《史学遗产和史学研究——读书后》，发表在《史学史研究》1982第1期上面。其中，第三部分讲的就是“专长之才和通识之才”的问题。文中有这样一段话：“值得我们注意的是，作者的四篇《答客问》，以论说理论问题开篇，引用和评论了一百八十种左右书刊，提出了一些有价值的见解，而又采取问答体的形式，反映了作者本人也是努力在用德、学、识、才的标准来要求自己的。这也可以看作是作者对中青年史学工作者的一种‘身教’吧。”
20多年过去了，随着岁月的逝去，我对白先生著作的精髓也懂得多了一点。白先生的通识和器局，在他所研究的诸多领域，都更加鲜明地显现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