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999年4月，以著名史学家、北京师范大学白寿彝教授为总主编的多卷本《中国通史》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全部出版，史学界盛会庆祝，江泽民同志致信白寿彝教授热烈祝贺，是为中国学术界一大盛事。
时隔一年，在20世纪最后一个春天的3月21日，白寿彝教授与世长辞，终年91岁。他给国人留下了丰厚的史学遗产，而多卷本《中国通史》是他奉献给祖国最后的、工程最为浩大的史学成果。在这方面，史学界已多有记述，本文拟就白寿彝先生的学风和文风，讲一点自己的认识，以托寄崇敬之心和深切哀思，并希望有助于后学对于先生的了解和研究。
学风和文风对于一个学人来说，是其学养和旨趣的反映，也是其对待社会和公众的关系之认识的反映，进而更是其对于国家、民族命运与前途所关心的程度的反映。这三个方面，从不同的含义上表明了学风和文风的重要，即学人的修养、学人与社会及历史运动的关系。从这个意义上讲，学风和文风，浓缩了一个学人的学术面貌和精神境界。
白寿彝先生非常重视学风问题。我记得在“**”结束不久，他在一次学术报告中，首先就谈到学风问题。他指出：“历史工作者的学风问题，就是一个风尚问题，是历史工作者如何严格要求自己的问题。”[2]他从中国古代史学家的优良学风传统史才、史学、史识、史德讲到毛泽东关于学风的论述，阐述了他的精辟见解。白寿彝先生也非常重视文风。他在1989年写过一篇短文，题目叫作《多研究点中国历史的特点，多写点让更多人看的文章》[3]。文中写道：“问题研究，出了成果，这就须有所表述。古语说得好：‘书不尽言，言不尽意。’把自己所了解的都表述出来，并不容易。第一，了解得不透彻，就表述不出来。第二，在文字表述上缺乏训练，即使了解得透彻了，也表述不好。这二者，都是功力的问题，只要认识到了，加上不断的努力，是可以不断克服的。现在我想说的是第三种情况，这是由于作者没有为读者设想，要尽可能使用为更多人所能接受的语言文字，以致减少了阅读的群众。抱有这种见解的人，往往有两种认识上的问题。第一，认为文史是两途，治史就不必在文字上下功夫。其实，只要写成文字，就是要让人阅读的；能让更多的人阅读，不比只有少数读者好吗？第二，认为让更多的人阅读的作品，总不免于粗俗。其实，让更多人能阅读的作品倒是更须下功夫的作品；是否粗俗要看作品的质量，与读者的多少，并无关系。我们要打破这两种认识上的障碍，走出自己封锁的牢笼，走向群众。这不只是关系到个人作品的影响问题，也关系到史学工作的开展，史学工作的社会效益。”[4]他把一个史学工作者的研究所得如何表述，看得如此重要，分析、阐说得如此透彻、精辟，而且又是同强调多研究点中国历史的特点这样的问题同时提出来，足见他对文风的关注已达到极高的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