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新儒学要想进一步发展，就必须使其价值理想有一个整体性的载体。任何一种价值理想，要想落到实处，必须有一个承载它的整体性的载体。在传统中国，承载传统儒学价值理想的，是整个官僚行政系统，是各级官吏、士大夫，质言之，是类似今天的公务员系统的人们，以及知识分子阶层。在民间，是包括山野村夫、市井小民在内的以三纲五常的道德为生活准则的庶民百姓。甚至对烈士、节妇的旌表，也是以儒家价值观为标准的。总之，在传统中国，儒学价值理想有官僚阶层和知识分子阶层为整体性的载体。反观今天的中国（“文化中国”意义上的中国——亦即海内外认同中华文化的华人社会），没有一个地区有作为一个整体（群体）的公务员阶层和知识分子阶层自觉承载儒学价值理想。尤为可叹的是，当代新儒学阵营中的一些学者，说他们从事的是儒学研究工作，或者说他们属于当代新儒学范畴的人物，他们承认。但如果说他们是“当代新儒家”，他们未必承认。甚至，他们说，不参加当代新儒学的圈子也罢，但我愿意做儒学的工作。可见，儒学价值理想载体的整体性缺失，是当代新儒学发展的又一重大难题。如何化解这一难题，恐怕不是当代新儒学自身力所能及的。
综上而言，当代新儒学的发展面临若干难题。这些难题的解决，有待于当代新儒学师友们的努力，有待于“文化中国”理想的落实，也有待于当代新儒学的自我反思和现代感的自我提升。作为当代新儒学的学术朋友，我愿意以诚交友，做他们的诤友，故不揣冒昧，提出上述问题（仅仅是问题，拿不出解决的“方案”），供海内外同行讨论、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