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有为作为晚清公羊学大师、著名的思想家、维新变法的实践家，有其系统的理论。这个理论，就是春秋公羊学理论。而构成其公羊学理论体系的，主要是《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春秋董氏学》和《春秋笔削大义微言考》等著作。
发人深省的是，在大陆，从1949年以后，《春秋董氏学》的研究在很长时间没有受到重视。20世纪80年代之前，甚至没有出版。与此形成对照的是，《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却早在50年代就已经被整理出版。[78]至于研究方面，关于《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的成果较多；而关于《春秋董氏学》的，则少之又少。颇为有趣的是，台湾有的学者对于康有为公羊学理论体系的论说，也把《春秋董氏学》排除在外。[79]
其实，《春秋董氏学》在康有为公羊学理论体系中具有重要地位。康有为尊孔子为教主，奉董仲舒为儒宗（而且是两汉四百年的阶段性教主），极为推崇董仲舒的《春秋繁露》。他在《春秋董氏学》中认为，孔子之道在《六经》，《六经》统一于《春秋》，《春秋》之义在《公羊》，而“欲学《公羊》者，舍董生安归”？董仲舒“明于《春秋》，为群儒宗也”。掌握《春秋》大义、孔子之道的正确路径，应当是：“因董子以通《公羊》，因《公羊》以通《春秋》，因《春秋》以通《六经》，而窥孔子之道。”[80]他认为，《春秋繁露》所表达的微言大义，“是皆孔子口说之所传”，因此，他根据自己的需要，把董仲舒的《春秋繁露》的主要内容，按照专题摘录汇编，以为阐发《春秋公羊学》的微言大义，论证孔子改制理论，进而为自己托古改制思想作论证。
鉴于《春秋董氏学》在康有为公羊学体系中的重要地位，以及两岸过去在相当程度上对于该书意义的忽视，故本文尝试对《春秋董氏学》的若干问题，作一初步探讨，供方家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