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有为《春秋董氏学》的主体内容，毫无疑问是阐发董仲舒《公羊春秋》思想。我们透过该书《自序》和各卷卷首的导言及正文相关内容，可以窥见一斑。
在《自序》中，康有为直截了当地说：“孔子之道何在？在《六经》。”“《春秋》三传何从乎？从公羊氏。……唯《公羊》详素王改制之义，故《春秋》之传在《公羊》也。”“欲学《公羊》者，舍董生安归？”[82]康有为还说：（董仲舒）“明于《春秋》，为群儒宗也。……若微董生，安从复窥孔子之大道哉！”[83]董仲舒《春秋繁露》所表达的微言大义，连孟荀这样的大贤人，都没有把握，而“董生道不高于孟、荀，何以得此？然则，是皆孔子口说之所传，而非董子之为之也”。因此，应当“因董子以通《公羊》，因《公羊》以通《春秋》，因《春秋》以通《六经》，而窥孔子之道”[84]。康有为的意思很明白，孔子之道在《六经》，《六经》统一于《春秋》，《春秋》要义在《公羊》，《公羊》之传在董仲舒，因此，把握董仲舒的《公羊》学，就可通《春秋》达《六经》而得孔子之道，明白素王改制之义。应该说，这篇《自序》所反映的思想，是该书的总纲。在总纲的引导下，其后各卷各自从不同层面进行阐发。
在卷一《春秋旨》的导言中，康有为说：“《春秋》所重在义，不在文与事也。”“《春秋》言微，与他经殊绝，非有师师口说之传，不可得而知也。今师说之传，只有董何二家。……今专绎董子之说，以求《春秋》之义。”[85]这部分是说，《春秋》重义，而此义又是口耳相传，得其要义者，只有董仲舒、何休二人，所以他专门绎出董仲舒的公羊学说，演绎其义，以寻求《春秋》的真髓。康有为的用心，显然在于不受经典文句的拘束，给自己提供一个自由解释的开放性空间。在本卷中，他突出了奉天、亲德亲亲、敬贤重民、常变、合群、《春秋》总义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