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康有为思想体系而言，特别是就其托古改制的理论而言，《春秋董氏学》不是孤立的，而是与康有为其他变法改制的著作相互联系，构成一体。
前文谈到，康有为公羊学理论体系主要由《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春秋董氏学》和《春秋笔削大义微言考》等著作构成。其实，《春秋笔削大义微言考》的影响和价值，远远比不上前三书。《新学伪经考》出版最早，于1891年就已出版。《孔子改制考》和《春秋董氏学》两书，基本上是同时开始写作、同时完成、同时出版的。据康有为自编年谱的记载，1894年11月到12月间，康有为寓居广西桂林40天，“桂林山水极佳，山居舟行，著《春秋董氏学》及《孔子改制考》”[91]。1896年，康有为讲学于广州万木草堂，“续成《孔子改制考》《春秋董氏学》《春秋学》”[92]，1897年冬天，“幼博（康广仁——引者注）在上海大同译书局刻《孔子改制考》《春秋董氏学》《日本书目志》成”[93]。他写作并出版这两部著作的时期，正是中日甲午战争中国战败，清政府丧权辱国、割地赔款的民族灾难极为深重的时期。康有为领导了著名的“公车上书”，要求清朝政府拒和、迁都、变法，表现出正义的知识分子的爱国良知。在这种情况下，康有为所撰写的《春秋董氏学》和《孔子改制考》，其直接的目的和意义，当然在于变法维新，拯救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这从两书的内容中可以看得十分清楚。
《新学伪经考》是采用以破为主的方式，通过对传统经典真伪的考辨，力辟刘歆等人作伪经、乱圣制、篡孔统的“新学”，为其春秋公羊学的推行开辟道路；《孔子改制考》是采用以立为主的方式，通过对上古秦汉创教改制等事件，以及汉武帝及其后的儒教一统的考证，正面阐发其变法改制理论。《春秋董氏学》和《孔子改制考》一样，也是采用以立为主的方式，通过对董仲舒《春秋繁露》摘引汇编，分别加以按语，正面阐释其孔子改制、《公羊》大义的理论观点。因此，《新学伪经考》是破，是反，《孔子改制考》和《春秋董氏学》是立，是正。一破一立，一反一正，相反相成，都是康有为变法改制理论的思想武器，都是为了改变新莽以后“削移孔子之经而为周公，降孔子之圣王而为先师，《公羊》之学废，改制之义湮，三世之说微，太平之治，大同之乐，暗而不明，郁而不发”[94]的状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