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有为作为广东南海人，长期浸润于岭南文化，其行事做文，都不可避免地带有广东特色。
梁启超在《康有为传》中，对于粤人在全国范围的地位和影响，有简明的论述，并透过这种论述而揭示了康有为在岭南以及全国的地位。他指出：“吾粤之在中国，为边徼地，五岭障之，文化常后于中原；故黄河流域、扬子江流域之地，开化既久，人物屡起，而吾粤无闻焉。数千年无论学术事功，皆未曾有一人出，能动全国之关系者。……微乎眇哉，粤人之在中国也！然则其关系之所及最大而最远者，固不得不自先生始。”[99]这当然是对康有为的高度肯定。值得注意的是，梁启超还指出，康有为为人做事，颇为自信，不为外力所屈，“不肯迁就主义以徇事物，而每镕取事物以佐其主义，常有《六经》皆我注脚，群山皆其仆从之概”[100]。从康有为的一生特别是其《公羊》经学思想看来，应当说，这是很准确的。根据梁启超所谈这两点，我们可以说，康有为是广东人中的杰出者，也是其代表者。其真正最有广东人特色的，便是“《六经》皆我注脚”的风范。这种风范的本质，便是务实精神，是不拘一格，为我所用。
关于岭南文化的特质，学术界有过研讨，见仁见智，难以统一。但比较一致的意见，是认为岭南文化具有“务实”的特征。从20世纪八九十年代关于广东文化北伐论、广东文化沙漠论、珠江文明优于长江文明黄河文明论的论争，到这两年广东全省开展的“广东人精神”讨论，以及深圳的“深圳精神”、广州的“广州人精神”、佛山的“佛山人文精神”等的讨论，都有一个相对比较一致的看法，那就是广东人比较实际。去年经过民间、学术界和官方互动，初步形成的关于“广东人精神”的共识性概括是：“敢为人先、务实进取、开放兼容、敬业奉献。”[101]当然，对于广东人的“务实”的内涵，不同的人有不同理解。平实地说，务实，就是没有框框，讲求实际，怎么有利怎么干。这和“《六经》皆我注脚”在思想实质上是一样的。康有为《春秋董氏学》一书，显然具有这个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