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友兰先生的“抽象继承”理论，源于他对哲学遗产评估的价值尺度。在《论中国哲学遗产的继承问题》[105]一文中，他提出：在中国哲学史中，有些哲学命题具有两方面的意义，即抽象的意义和具体的意义。他举例说，《论语》中的“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从其“具体意义”来看，其要求人们学习的诗、书、礼、乐等内容，对于现在没有多大用处，“不需要继承它”；但从其“抽象意义”来看，它主张无论学习什么，都要及时温习和实习，这个观点现在还是正确的、有用的。在《再论中国哲学遗产的继承问题》[106]一文中，冯友兰先生进一步提出：“在研究古代哲学的工作中，要把哲学体系中的主要命题加以分析，找出它的具体意义与抽象意义。如果有可以继承底价值，它底抽象意义是可以继承的，具体意义是不可以继承的。”冯先生的这个观点，被称为“抽象继承法”，受到猛烈的批判。他在《三松堂自序》中，对于这个观点有所辩解和补充。他说：“这篇文章（指《论中国哲学遗产的继承问题》——引者注）的有些提法，是不很妥当，但是其基本的主张，我现在认为还是可以成立的。”[107]他认为，文章导致批判或者误解，首要原因在于没有把“抽象”这个概念的严格的哲学意义说清楚，人们对于抽象和具体这两个词有混乱的理解。于是，他进一步解释说：“抽象的就是一般，具体的就是特殊”，“只有抽象的才最有确定的意义，因为它本身就是那个意义”[108]。“把哲学的继承归结为对于某些命题的继承，这就不妥当。哲学上的继承应当是对于体系的继承。……说一个哲学命题有抽象意义和具体意义，这也是不妥当的。因为一个哲学命题所说的，总是一般性的原理，是一个抽象的东西，所以一个哲学命题，应该只有抽象的意义。……严格地说，一个哲学命题不能有具体意义，它应该排斥具体意义。我原来所说的具体意义，实际上是一个哲学命题在实际情况中的应用，或是人们对于它的不同理解，这是一个哲学命题所要排斥的。我原来的提法的这些不妥之处，也是引起当时辩论的一个原因。因为这些提法本身就是不妥当的，所以在当时辩论之中，我也有些觉得难以自圆其说。”[1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