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人文思想的又一重要内容，是“文化中国”的理想追求。
早在春秋时期，政治家、思想家们就有了文化中国的理想。所谓“诸夏为中国，据夷狄为外”[132]，所谓“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133]，所谓“小雅尽废，则四夷交侵，中国微也”[134]，等等，便是文化中国理想的表现。传说中的孔子修《春秋》，严夷夏之防，其原则是礼义道德。诸侯行为不合礼义道德的，便以夷狄看待；夷狄行为合乎礼义道德的，便以中国看待。孟子坚信进步文化能够改变落后文化，而落后文化不可能改变进步文化，其所谓“吾闻用夏变夷者，未闻变于夷者也”[135]，便是这种信念的体现。汉代研究《春秋》的公羊家们明确认为，夷狄与中国的区别，并非种族或地域的不同，而是文化道德的有无。公羊学大师董仲舒认为，《春秋·宣公十二年》记载晋楚之战，晋国大败，《春秋》褒扬处于夷狄之邦的出国合乎礼义，贬斥属于诸夏部族的晋国不合礼义，原因就在于《春秋》无通辞，评价标准以是否符合礼义为转移。晋国不讲礼义，虽属诸夏之国，也“变而为夷狄”；楚国恪守礼义，虽属夷狄之邦，却“变而为君子”[136]。夷夏之间，并无不可逾越的鸿沟。这就凸显了夷夏之辨的文化标准和意义，沟通了夷夏之间在文化心理上的联系。这种夷夏互变的思想，是中国古代理性精神的重要成分，是文化中国理想追求的重要内容之一。近代中国开眼看世界的开明思想家们，主张“师夷长技”，实际上是承认“夷人”的器物文明高于华夏之邦。谭嗣同慨叹：“今中国人心风俗政治法度，无一可比于夷狄，何尝有一毫所谓‘夏’者！”[137]可见，夷夏之别的标准，是文明进步的高下、有无。当然，用现代文明的眼光审视，这种华夷之辨的思想，无可否认地存在着某种轻视外族的意识。但我们更应看到的是，这种华夷之辨并非种族情结的外化，而是进步文化观念的体现，即对文明与野蛮的区别，是扬文明而弃野蛮的精神超越。何况，当时的思想家们已经反复申论，文明与野蛮的分界是礼义的有无，中国而失礼义则夷狄之，夷狄而能礼义则中国之，可见华夷之辨主要是个文化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