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格尔哲学史叙事中的三个神话
近年来，在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中，“重写学术史”已经成为一种时尚。这种时尚显露出人们对以往的学术叙事体系的普遍的不满，也表明人们的观念正在发生重大的嬗变，但在浏览了一些自诩为重写学术史的“典范之作”后，我们又感到沮丧和失望。通常见到的情形是：人们或者引入西方新的学术思潮或术语来重写学术史，从而把“重写”曲解为单纯的术语上和形式上的翻新；或者自以为在“重写”，但仍然站在传统的叙事方式上。于是，我们意识到了两种不同类型的“重写”：一种是单纯外观上的、形式主义的重写，重写者只是以自己的口号振动了空气，但实际上没有改变任何东西；另一种是实质性的重写，也就是说，重写者已经真正地超越了传统的叙事方式。[1]
也许可以这样说，任何学术史研究中的重写者，在对传统的叙事方式做出批判性的反思前，对学术史进行实质性的改写都是不可能的，在注重思想前提的哲学史研究中尤其如此。然而，人们并不总是这么看问题的。据说，冯友兰先生对中国哲学的研究状况做过一个俏皮而广有影响的评论，即当代中国没有哲学家，只有哲学史家。我们姑且不去探究这个评论是否准确，至少在这个评论中暗含着这样一个思想，即成为一个哲学家是十分困难的，因为哲学家的思想是原创性的，而成为一个哲学家史家则是比较容易的，因为哲学史家似乎只是做一些收集、整理、叙述哲学史材料的工作。显然，这一评论助长了某些人的狂妄态度，以为做哲学史家或“重写”哲学史都是轻而易举的事情。[2]事实上，在真正的哲学家不存在的地方，真正的哲学史家也不可能存在，因为道理很简单：如果一个哲学史家没有原创性的哲学思想，也就不可能撰写出真正具有独创性的哲学史著作来，也不可能合法地、切实地担负起“重写”哲学史的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