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面的论述表明，西方哲学史的开端并不是一个已经一劳永逸地解决了的问题，只要我们超出了逻各斯中心主义、知识论哲学、科学主义、“客观性神话”和“普遍理性”的理论框架，西方哲学史的开端就将被改写，而其他问题，如西方哲学史的分期、演化、结尾等也将被改写。无数事实表明，我们永远无法完全撇除主观性的背景来探讨客观性的问题，换言之，研究者的心灵是不可能成为洛克笔下的“白板”的。相反，研究者的理解的前结构、视角、效果历史意识和先入之见却是使任何现实的研究活动（当然也包括哲学史的研究在内）得以可能的前提。如果人们要谈论客观性的话，就必须在这样的前提下谈论，否则，他们就是继续在追逐抽象的、虚无缥缈的“客观性神话”！
有人也许会提出如下的疑问：如果客观性必须在研究者的理解的前结构、视角、效果历史意识和先入之见的基础上来讨论，而不同的研究者又有着不同的理解的前结构、视角、效果历史意识和先入之见，这岂不是把西方哲学史的研究推入到相对主义的窘境中去了吗？我们的回答是否定的。我们认为，只有在上述基础上探讨客观性，客观性和主观性的关系才没有被割裂开来，这两者的共生性结构才没有遭到破坏。相反，只有自觉地在上述基础上研究西方哲学史，各种原创性的见解才会源源不断地涌现出来，而各种有差异的见解的存在，既不会使人们陷入相对主义，也不会妨碍人们去追逐真实的客观性，而这种客观性正是以研究者对自己置身于其中的时代本质的深入把握为出发点的。当然，要获得这种坚实的出发点，研究者必须具备厚实的批判意识，从而对自己的理解的前结构、视角、效果历史意识和先入之见保持清醒的反思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