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我们又注意到，黑格尔在《哲学史讲演录》中又说过：
全部哲学史是一有必然性的、有次序的进程。这进程本身是合理性的，为理念所规定的。偶然性必须于进入哲学领域时立即排除掉。概念的发展在哲学里面是必然的，同样概念发展的历史同样也是必然的。[106]
显然，黑格尔在这里所说的“哲学史”，不是“实际上发生的哲学史”，而是按照黑格尔的逻辑的进程进行取舍并被表述出来的哲学史，即“按黑格尔方式表述出来的哲学史”。
综上所述，在黑格尔那里，“实际上发生的哲学史”是具有偶然性的，因而它与黑格尔所说的“逻辑”的关系只能说是“大体上”一致的，这种一致性表现在：哲学史上不同哲学体系出现的时间的次序和逻辑学中逻辑理念开展的次序都服从“由抽象进展到具体”的原则。至于“按黑格尔方式表述出来的哲学史”，因为已经过其逻辑进程的取舍和清洗，所以，它与黑格尔所说的“逻辑”是完全一致的。黑格尔之所以在表述这方面的思想时语言模糊不清，是因为他把“实际上发生的哲学史”与“按黑格尔方式表述出来的哲学史”都称为“哲学史”，没有把它们严格地区分开来。我们还发现，乍看起来，黑格尔在谈论哲学史与逻辑之间的关系，其实，他的真正的意图是按照他自己的逻辑学中逻辑理念展开的次序重新安排“实际上发生的哲学史”，尤其是排除了其种种“外在性或偶然性”，使之转化为“按黑格尔方式表述出来的哲学史”。
在这里，触目可见的是黑格尔式的逻辑暴力和绝对不允许偶然性存身的必然性的严酷专政。与其说黑格尔在讨论逻辑与历史的一致，不如说他在用逻辑“谋杀”历史。众所周知，历史的生命正在于其丰富的偶然性，在这个意义上，用逻辑去排除、清洗历史中的偶然性，无异于把历史抛进硫酸池中，让它化作一缕轻烟。由此可见，这里不但见不到作为逻辑学家的黑格尔与历史的亲善关系，反而处处见到：黑格尔试图把哲学史或其他历史开辟成逻辑的跑马场。比如，黑格尔《逻辑学》中的“有”对应于希腊哲学史上的巴门尼德（公元前540—前470），“无”对应于印度的释迦牟尼（公元前565—前486）创立的佛教，而“变”则对应于希腊哲学中的赫拉克利特（公元前544—前484），这完全是从其逻辑理念推演的需要出发而排列出来的次序，与哲学史上的时间的次序毫无关系。这种充满随意性和跳跃性的、神秘化的逻辑游戏不禁使我们联想起古希腊神话中的普罗克拉斯提斯之床。黑格尔试图用这张可怕的逻辑之床去度量哲学史和其他一切历史。马克思早在写于1843年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就已经指出：“逻辑的泛神论的神秘主义在这里已经暴露无遗。”[107]费尔巴哈在1866年3月致威廉·博林的信中回顾自己当年对黑格尔的批判时，也心有余悸地写道：“我在黑格尔的逻辑学的哲学面前发抖，正如生命在死亡面前发抖一样。”[1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