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人们在探讨马克思哲学的理论渊源时，总是把舞台灯光集中在德国古典哲学上；在论述德国古典哲学时，又把舞台灯光集中到黑格尔身上；而在具体分析黑格尔对马克思的影响时，又把舞台灯光进一步聚焦到黑格尔的辩证法上。人们习惯于把黑格尔的辩证法称作“合理内核”，然而，辩证法毕竟是从属于方法论的，光凭方法论，马克思是无法创立自己的哲学体系的。于是，人们又引入了所谓“基本内核”，即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理论。这样一来，一个叙述马克思哲学思想来源的“神话”就由此而诞生了，即马克思哲学=“合理内核”（黑格尔的辩证法）+“基本内核”（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1]经过苏联、东欧和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的不断修正、提炼和概括，上述神话已经内化为人们心目中的权威性结论，甚至变得神圣不可侵犯了。[2]
然而，历史的吊诡之处在于，这个权威性的结论既不符合历史的事实，也不符合马克思的本意。其实，恩格斯在1890年8月5日致康·施米特的信中早已告诉我们，马克思生前已经感受到其追随者与自己之间存在着的遥远的思想距离。当恩格斯提到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讨厌的朋友”莫里茨时，这样写道：“正像马克思就70年代末的法国‘马克思主义者’所曾经说过的：‘我只知道我自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3]马克思的这句名言至少为我们提供了对上述权威性结论进行质疑的可能性。
众所周知，尽管黑格尔对马克思的影响不止于其辩证法，但其辩证法确实对马克思产生过重大的影响。马克思本人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二版跋中告诉我们：“辩证法在黑格尔手中神秘化了，但这决不妨碍他第一个全面地有意识地叙述了辩证法的一般运动形式。在他那里，辩证法是倒立着的。必须把它倒过来，以便发现神秘外壳中的合理内核。”[4]在这段常被研究者们引证的、极为重要的论述中，马克思提出了两个概念，即“神秘外壳”和“合理内核”。它们究竟是什么意思呢？人们通常把“神秘外壳”解读为黑格尔的唯心主义，正是这种唯心主义使黑格尔的辩证法成了“倒立着的”，所以，要引入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再“把它倒过来”。其实，这种滥觞于斯大林的、流俗的阐释方式，既没有理解黑格尔的唯心主义的特殊性，也没有意识到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局限性，更没有认识到马克思的唯物主义的特殊性及它与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本质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