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贾用“重申批判社会理论中的空间”作为《后现代地理学》的副标题，旗帜鲜明地宣称这种“重申之言”就是建构一种“空间化的本体论”。[15] 在这一理论建构过程中，他提出了一个重要的概念，即“空间性”。在笔者看来，苏贾关于空间性的讨论语境主要是基于列斐伏尔的社会空间概念。但在列斐伏尔那里，“空间性”（spatiality）一词很少被使用，他更多地使用“空间”（space）这个词。而苏贾认为，列斐伏尔的社会空间本质上讲的是“空间性”概念，而不是日常意义上的“空间”。笔者认为，苏贾从列斐伏尔的社会空间概念中进一步强调“空间性”概念，深层理论依据是海德格尔的空间与空间性概念的区分。对此，我们先来看看苏贾的论说语境。
在苏贾的眼里，把社会生产关系共时性、结构性特征本体论化的结构主义者普兰查斯同样提供了一个关键性洞见。在普兰查斯那里，空间是社会的母体（matrix），是一种基本的物质框架（经济基础）而不是单纯的表征方式（上层建筑）。空间与时间的母体创造与转换建立了一种基本的物质框架，即社会生产的真正来源。因此，空间性既是一种社会产物（或结果），也是社会生活中一种建构力量（媒介）：“这对社会空间辩证关系和历史地理唯物主义来说是极为关键的见地。”[16] 普兰查斯关于空间的这一本体规定显然极其符合苏贾的口味。同时，苏贾认为，在西方哲学传统上，福柯是一位致力于把空间性进行本体论化的重要的人物，并借助萨特与海德格尔的存在主义关于空间性的思考来实现他的理论建构。笔者觉得，从苏贾对福柯的这一评价来看，他本身实际上也受了海德格尔关于空间性的思考的启发。
苏贾认为，长期以来人们把空间作为一种社会存在的附属物，关键在于没有区分“空间性”与“空间”这二者的含义，错把“空间”当作“空间性”。“空间性是社会生产的，而且如同社会本身一样，既以各种具有实质性内容的形式存在，也以个体与群体两者之间的一套关系，即社会生活本身的一种‘具体化’与‘媒质’而存在。”[17] 我们看到，这实际上是对列斐伏尔的“社会空间是社会生产的产物”这一基本问题式的直接复述，只不过在这里，苏贾换了个说法，即把社会空间换成了“空间性”。苏贾接着说，社会的空间性不同于具有物质特性的物质空间以及认知和象征的心理空间，“不论是物质空间还是心理空间，都被利用并融合到空间性的社会建构之中，但不能因此被概念化为空间性的等同物”[18]。这是我们上一节中第二部分就讨论过的，也是列斐伏尔在《空间的生产》一书中开篇就进行讨论的问题。因此，“每一种空间都需要当作社会生活空间性的本体论和认识论内容来加以理论化并加以把握”[19]。可以看出，苏贾在这里实际上是用“空间性”这个概念对老师列斐伏尔的社会空间概念进行了辩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