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卢卡奇之后，物化批判在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中引起巨大反响。这种反响，同样不是出于概念上对马克思的直接承继，而是出于卢卡奇新的概念论说语境和批判逻辑，即对韦伯现代性思想的一种逻辑翻转，是对现代主体意识物化的反思，及对其潜藏着的对整个现代文明的担忧。这正是法兰克福学派后来实现的事情。当霍克海默正式提出“批判理论”（Kritische Theorie）这一全新理论范式的时候，对物化现象的批判显然是他们要在新的深度上加以扬弃的事业。这首先体现在法兰克福学派最初的核心人物霍克海默、阿多诺和马尔库塞的相关著作，特别是阿多诺的《否定的辩证法》之中。卢卡奇的物化批判逻辑给予他们重要启发，然后，被他们超越。
在《启蒙辩证法》的汉译本中，物化相关概念的翻译同样存在一定的混乱。中文的物化有时对应Verdinglichung，有时对应Versachlichung，而Versachlichung有时被译为物化，有时被译为对象化，有时又被译为客体化。[10]在这里笔者其实并没有要苛责译者的意思，毕竟无论是哪个“物化”都没有成为文中大量使用的术语，而且两个概念的使用方式也没有真正质性的差异。如果非要区分的话，可以说，Versachlichung用得比较少，并且主要出现在《启蒙的概念》一文中，主要是指现代社会中，人被物质生产和工具理性所驱动，成为缺乏主体性的事物性存在。这也就使启蒙走向了反面。神话时代“泛灵论使事物（Sache）灵魂化（beseelt），而工业化却把人的灵魂（Seelen）事物化（versachlicht）”[11]。可以说，这接续的是卢卡奇的韦伯式物化批判的基本思路，而不是马克思的生产关系事物化的思路。“主体在取消意识之后将自我事物化（versachlicht）的技术过程，彻底摆脱了模糊的神话思想以且一切意义，因为理性自身已经成为万能经济机器的辅助工具。”[12]从卢卡奇到《启蒙辩证法》，物化批判的主旨不在于揭示拜物教的经济关系本质，而在于立足主体，反思“人在工厂和机关里的事物化（Versachlichung）”[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