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文主要阐释的是雅索普著作中国家理论主题的变化。到此为止，我们尚未涉及国家理论本身。这并非是作者故意如此，而实在是因为：一种国家理论应该是什么或应该包括什么，仍然是一个有待解决的问题。一则，有多少种国家的定义就会有多少种国家理论；另一则，由于国家定义的多元性，其研究方法也不尽相同。雅索普本人就认为“如果认为我们可以发展出一种完全确定的国家理论，这是徒然的”[15]。对于反思和重构资本主义国家这一其学术生涯中矢志不渝的主题，雅索普并没有停留在对资本主义国家具体现象的描述上，而是更加深入地挖掘资本主义国家发展的内在动力，探索如何最有效地分析资本主义国家的方法框架，这样，对研究方法的探索成了雅索普国家理论的核心思想。因此，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对雅索普资本主义国家理论的进展做思想史的划分，实际上就是对作为其发展动力的方法发展的划分。在雅索普看来，方法论不但是国家理论发展的认识论，而且也是一种本体论关怀。他立足于马克思方法的精髓——政治经济学批判方法，特别是从抽象到具体，并对社会科学的其他方法和思维兼收并蓄，博采众长，最终提出了独创性的方法论范式策略—关系理论。需要强调的是，雅索普国家理论研究方法的演进并不是线性的、平滑的，而是具有其历史时间性，经历了多重思想认识的移转。因此我们在解读雅索普思想时，应尽量避免平面化、线性目的论的主观假设。在雅索普这里，发展国家理论的核心便在于对其研究方法的探讨、更新和应用。雅索普在《国家权力》一书的导言中，将自己的策略—关系方法建构分为三个时期：理论来源之间的互动与理论分析的相关工作；通过政治经济学研究国家理论以及策略—关系方法这一概念的提出；在策略—关系方法基础上提出国家理论发展中的“文化政治经济学”（cultural political economics）新范式。我们从其对自己每一阶段的过程及其成果评介的分析中，可以发现雅索普的思想发展与跃迁的轨迹。根据他的这一表述以及笔者对其文本隐微的内在逻辑的诊断，本文概括出其国家思想发展的三个阶段[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