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雅索普这里，对资本主义国家未来的追问是在策略—关系理论框架基础之上，以对资本主义国家的替代性方案的分析预测形式表现的。他分析了战后国家的一般形式、特殊变体及其对经济、社会再生产的作用。雅索普把这种国家形式解释为与世界经济特殊经济政治空间中的资本积累特殊历史阶段相应的历史性特殊政治统治。为了突出资本主义国家的历史特殊性，他以凯恩斯主义福利民族国家（KWNS）这个理想类型表示福特主义社会中国家形式的特征。这四个术语，即KWNS，在经济和社会再生产的基本维度上被接合起来。沿着这四个维度，雅索普考察了凯恩斯主义福利民族国家的危机倾向，并且评论了解决或克服它们的试验性做法。然后把各种观点连接起来，以便鉴别替代凯恩斯主义福利民族国家的尚不确定但毕竟是新生形式的资本主义国家类型。
雅索普认为这一新的国家形式应属于一种“善的社会”。在《何谓善的社会》一书中，雅索普提出，在一个后福特主义时期应该追求一种“善的社会”，对此它将需要坚持三个宽泛的原则：首先，善的社会必须围绕着一个“后—民族的”经济和政治空间而被组织，在此空间中一个后福特主义经济的不可避免的结构矛盾和策略困境能够被按照“公共利益”来组织各种政策。雅索普希望“这些政策应该被用于减轻环境的影响和促进包含与劳动者一样的消费者、社会运动和公民”。
其次，必须围绕着为了在经济和社会政策决定性的制定中扩大参与的政治争论，这些也是重要的经济原因。因为超经济的因素在经济行为中更加中心化，一个更广泛的“股东”需要比凯恩斯主义福利民族国家更加被要求包含其内。最后，在可预见的将来，民族国家应该在元治理中持续扮演一个关键的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