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近代以来，西方哲学史上的两次重大转向即认识论转向及语言学转向，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规定了哲学的研究主题及其发展趋势，由此本体论研究随之被认识论和语言学所取代，依据维特根斯坦的观点来说，我们所能谈论的仅为“语言游戏”，并非使用语言进行描述的东西，也就是说，我们并不能直接谈论世界。在巴斯卡看来，自然主义与反自然主义的内在困境就在于，本体论的消解使得哲学家们以认识论命题来回答本体论问题，将本体论与认识论混淆在了一起，即巴斯卡所称的“认识论谬误”（epistemic fallacy），其否定了哲学本体论，把存在还原为知识，休谟和康德即为这一倾向的代表。
基于此，巴斯卡在梳理了从休谟、康德到波普尔、库恩的哲学理路之后，提出“基于什么样的本体论科学活动才是可能的”这一新的本体论问题，以期重新恢复科学哲学研究对象的本体论视域。因此，巴斯卡在其著作《科学的实在论理论》中，“寻找恢复科学中自然主义解释的有效性，尤其是在实验科学中”[10]，并且通过批判休谟的古典经验论和康德的先验唯心论来构建一种康德意义上的先验实在，把本体归结为实在，以科学实验活动何以可能的“先验论证”作为其论证的基本方式，也正是由此，先验实在通过“先验论证”而得以建构，从而回答上述本体论拷问，先验实在的构建构成了巴斯卡的先验实在论，而先验实在论则形成了巴斯卡哲学的本体论基础。
一、知识的两种维度
在早期著作《科学的实在论理论》一书中，巴斯卡以反思科学实验与应用活动为逻辑起点，将知识区分为“不及物”（ intransitive）和“及物”（ transitive）两个层面。前者指科学研究的对象，即事物的内在结构、机制、因果关系等，作为一种本体论的实体，它们独立于我们的知识以及人类的认识活动之外，如科学实验或其他社会实践活动；后者指人类所创造的知识，巴斯卡将其视为一种社会产品，包括科学知识、方法、理论、规律等，“知识的及物客体如同亚里士多德的质料因（material causes），即研究者所能获得的工具，诸如前人确立的事实或之前的方法和理论”[11]。两者对比而言，前一种知识对象为不变的存在，后一种知识对象则属于可变的存在，[12]而“自然主义和反自然主义的谬误正是在于混淆了及物和不及物的科学对象”[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