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哲学大辞典》定义，社会科学（social science）是“以社会现象为研究对象的科学”，与自然科学相对，是关于社会的系统知识体系，诸如政治学、经济学、法学、历史学等都在这一范畴之内。[2]正如所有科学都源于哲学一样，当16至17世纪近代科学出现之时，很难明确分辨哪些属于哲学；哪些属于社会科学的研究范围。为此，关于哲学和社会科学的关系（当然也包括哲学跟自然科学的关系），出现了两种对立的看法。
其一，哲学是大师（master builder）。这一观点中包含了自古以来哲学的伟大抱负，那就是，哲学要为所有科学构筑理论基础或者逻辑框架，甚至提供关于宇宙万物的终结解释，而其他具体科学都只能在哲学的运思中来进行。当黑格尔（Wilhelm Hegel）将这一思想发挥到极致，并最终形成了烦琐、空洞的客观精神世界之后，这一观点也就必然走向了终结，开启了又一次哲学的“奥康剃刀”运动——这就是20世纪初形成的“语言学转向”。清除“形而上学”、“思维经济”等诸如此类的口号，让人们重新审视哲学的作用。
其二，哲学是小工（under-labourer）。显然，这一观点是直接针对雄心勃勃的“哲学是大师”的。它认为，真正的知识只能由科学家通过实验、观察以及实践来获得。约翰·洛克（John Locke）对此做了经典的论述：“在当代，知识的王国里并不缺少建筑大师。他们伟大的设计促进了科学的发展，并为子孙后代留下了值得永久赞美的纪念碑。但是任何一个人都不能奢望自己成为另一个波义耳或者另一个西登纳姆。在这样一个产生了诸如伟大的惠更斯和无与伦比的牛顿等大师的时代，有幸成为一个清扫道路的小工——清除一些知识的道路上的垃圾——那也已经相当有抱负了。”[3]哲学之于具体科学而言，所能做的或者只是清除我们思维中的偏见、迷信、固执等阻碍科学发展的因素。正如弗朗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在17世纪提出“四假相”说那样，通过对种族假相、洞穴假相、市场假相、剧场假相的分析，指出经院哲学因长期对人们的精神束缚，从而给人们造成了种种幻想和偏见，使人们的思想远离自然，严重地妨碍了人们去认识自然的真理。为了更好地去认识自然，必须先清除这些偏见，对它们进行批判和揭示，方能为科学发展扫清障碍；或者哲学可以帮助具体科学建立理论基础，从元理论的意义上提供科学知识的整体模式和系统知识，这就有利于具体科学知识体系之间的相互关联和渗透；或者哲学还可以利用自己的分析特征，运用逻辑工具来改造具体科学的方法论。因为探索世界之知识的所有科学都是需要用语言来表述的，而语言本身又需要消除其中的逻辑、语法或语义的模糊和错误，这就需要哲学帮助进行清理，这样，从哲学、语言、科学，到世界、知识、思想，构成了一个比较有序的认知系列。哲学可以在这一系列里发挥自己应该发挥的作用。哲学既非“无用”，也不能“大用”。这种“小工”观念越来越成为共识性的哲学观。事实上，整个社会科学的发展，毫无疑问，也正是哲学摆脱“大师”特权而向“小工”身份迈进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