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社会科学介入公共政策的路径
20世纪70年代以来，越来越多的西方学者开始关注社会科学的公共政策取向问题，一些学者们还就社会科学介入公共政策的路径和模式进行了研究，并做出理论上的归纳。兰德（Rejean Landry）以加拿大为例讨论了社会科学知识在政府、国家和社会中的运用状况，将社会科学介入公共政策的模式归纳为四种；美国学者韦斯（C.Weiss）提出了七种模式；英国学者布尔默（M.Bulmer）则通过揭示社会调查对公共政策制定的重要性，考察了社会科学家在政府决策中的作用，并总结出社会科学家影响政策的两种模式。还有其他一些学者，比如，杰诺韦兹（M.Janowilz）从政策社会学的角度、开普兰（N.Caplan）从社会科学知识运用的角度，都在这一领域进行过非常有价值的研究。
一般而言，可以将社会科学参与公共政策的路径大体总结为如下三种。
第一，从社会科学到公共政策的方向。在此路径中，社会科学介入公共政策，主要是向政策制定者供应研究成果，社会科学家是研究方向的制定者。而政策制定者只是被动地在研究成果中进行选择和接受。例如，兰德提出的“科学驱动模式”、韦斯提出的“知识驱动模式”和布尔默提出的“石灰岩模式”等。
第二，从公共政策到社会科学的方向，即由政策制定者提出需求，然后委托研究机构有针对性地进行研究，最后是研究成果的政策转化。比如，兰德提出的“需求拉动模式”、韦斯提出的“解决问题的模式”和布尔默提出的“工程模式”。
第三，强调二者之间的互动性，认为社会科学与公共政策之间不是简单的从研究到政策，或是从政策到研究的单一的线性模式，而应当是非线性的。它们之间的关联性相当复杂，是在多种因素的相互作用，甚至是反复作用的情形下配合进行的。例如，兰德提出的“互动模式”和韦斯提出的“相互作用模式”。[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