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公共政策研究的复杂性特征
把公共政策研究与复杂性理论联系起来，最早可追溯到埃里克·克里金（Erik Klijn）、戈图·莫尔科（Goktug Morcol）和罗纳德·斯科特（RonaldScott）等人。克里金提出一种新方法来把决策理解为一个过程，反对任何简单且单一的决策方式；莫尔科用自组织、协同演化、突现和耗散结构等构成的复杂性理论，来指称政策语境的动态本质；斯科特认为需要使用一种突现的“复杂适应政治系统框架”，来了解政策分析和行政管理。[25]总之，他们都倾向于使用复杂性理论的核心概念，来理解政策语境的动态演化本质。事实上，复杂性理论对于公共政策研究的影响包括三个层次：理论层次、方法论层次和实践层次。现有的复杂性视角下的公共政策研究，大部分集中于复杂性在概念和理论层次上的应用，即用复杂性语言来描述政策过程对初始条件的敏感性、政策运行的不确定性和政策结果的不可预测性，而较少涉及方法论和实践层次，这是有待进一步扩展和深化的领域。
第一，理论层次上，复杂性理论所包含的路径依赖、报酬递增经济学、自组织临界和间断平衡论等概念，可以更直观准确地描述公共政策制定和实施过程中的相关变量、互动规则和突现特征。具体来看：（1）政治制度的变迁和巩固存在“路径依赖”，即前一阶段的政策选择，往往会影响和决定后一阶段的政策方案。而且，这种影响并不是单向的、线性的、可还原的，而是双向的、非线性的、不可还原的。（2）同时，当我们坚定地实行一项政策并不断投入资源以维持这一政策的稳定性时，就会随时间推移逐渐形成“报酬递增”，这意味着在实践中选择另一条不同的道路所要付出的机会成本和代价，会越来越大。[26]（3）政策主体在决策过程中面临着大量相关信息，对这些信息的有效处理与实现预期政策效果直接相关，但事实上政策主体往往是有限理性的，并不能处理所有相关信息。因此他们必须通过把个别信息置于决策过程的主导性位置，而忽略其他信息来简化他们的决策环境。这样，当政策主体给予某些信息过多的权重时，在政策运行过程中就会形成“正反馈”，进而导致政策“间断”。“一般间断假说”证明了在对信息处理的研究中，政策过程会显示出非线性动力学和间断平衡特征。（4）政策主体通常是保守主义的，倾向于维持现有政策的稳定性。因此，政策变化需要一个临界关注量，当外部压力达到这个临界点时，就会引起突现的间断而不是微小的规则性变化。[27]显然，用复杂性理论的相关概念来描述政策运行过程，有助于我们理解公共政策的内在复杂性、非线性演化路径和突现本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