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弟兄们，我以上帝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上帝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不要效法[2]这个［现存］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即将产生］变化，叫你们察验何为上帝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
“所以弟兄们，我……劝你们。”在此重新（6∶12-23；8∶12-13）强调的伦理问题若非意味着巨大的困扰还能意味着什么呢？关于上帝本身的思索对一切人的行为而言都意味着巨大的困扰。只要交谈者不能察验事理，不能把握话题（难道有谁交谈时不是这样？），那么任何关于上帝的交谈也必定有失和谐，必定以这种巨大的困扰告终。伦理问题敲起警钟，明确提醒人们注意：此类交谈的对象并无客观性，并非超世界或后世界（über-oder Hinterwelt），并无形而上学性，并非心灵体验的宝藏，并无超验的深度，而是众所周知的、自然和文化中的人生，而且是人的此生；只要恰恰这些交谈者本身每分每秒都必须极实在地生活，实际上也的确以某种方式活着，那么这就是人的此生。伦理问题的出现意味着：确保在此类交谈过程中使用的概念具有经常强调的那种实存性，确保我们唠唠叨叨不断重复的套语“上帝本身、唯独上帝”标志的不是一种神性之“物”，不是一种对立的观念性，而是“难测”的神性关系，我们作为人就置身于这一关系之中。人在世上的所是、所有、所为都处于动**和紧张的状态，在人的所是、所有、所为上产生的这些概念和套语恰恰体现出抽象的非人性和远离世事性。如若理解这些概念和套语时“脱离了”它们的对象，不是始终将它们与我们日常生活的具体性反向联系起来，那么对它们抽象性的误解之大莫此为甚。为了理解《罗马书》，建议大家赶紧去读各种纯属世俗的文献，尤其是报纸。因为，思想如果是真实的思想，就是生活的思想，因而也就是上帝的思想。正是由于注目生活，思想必须踏上逶迤的曲径，必须漫步走向无际的远方。正是而且唯独在其轨迹万花筒一般光怪陆离的动**性和紧张性中，思想才能适应生活。因为生活本来就不是简单、直接和明确的；简单、直接和明确的始终只是各种现象的表面，而永不是其深度和关联，永不是一切现象置身的危机，永不是证据确凿的现实。正是作为辩证的思想，思想才符合自身的目的，即探寻生活的深度、关联和现实，导致对生活意义的澄悟，使赋予生活意义成为可能。假如思想的途径较直接、较少曲折、较易一目了然，这无疑说明思想的途径与生活、即与此生所处的危机擦肩而过了。具有教条主义特征的并非所谓“复杂的”思想，而是众**誉的“简单”思想，这“简单的”思想总自以为知道它实际上一无所知的事情。真正的思想之所以不能具有这种人们经常希冀的直线性，之所以必须如此不合人情和远离世事，乃是因为它本身并非意味着生物功能，而是意味着问题——回答这一问题是所有生物功能的可能性。因为，作为寻求这种答案的问题，它本身并非行为，而是前提。然而，没有什么自在的前提，只有行为的前提；由此便有上述曲里拐弯的真实思想之路，这弯路不断引起唯理智论者对真实思想的指责。但是不能置这指摘于不顾。确切地说，思想的辩解词只保护纯粹的思想、上帝本身的思维。但我们只知道思维行为，思维行为则不言而喻也是生物功能。它只有非直观地分享一份前提的纯粹性，才能受到保护，才不会被怀疑它的复杂性只是心血**的偶然，才不会去选择其他“较为简单的”思想。只要保罗在《罗马书》中首先也践行了一种思维行为，我们随之也如此，那么，它的辩证法作为神性思想的反照具有合理性这点就并非不言而喻；那么，我们就不是理所当然地为我们的思想是一种生活的思想而感到问心无愧；那么，我们就虽然认为应该、事实上却不能将那种对模仿保罗“教义”的特殊“伦理”的需求视为多此一举、毫无意义而加以拒绝；那么，我们显然就只能忍受来自伦理问题的巨大困扰。伦理问题提醒我们注意：虽然远离世事，却恰恰因为适应无数的具体事物而具有合理性，这并非思维行为本身，而是它的非直观本原和纯粹前提。伦理问题提醒我们注意：上帝的真理即使在至高无上的思维行为中也始终不是已在的和理所当然的。然而奇怪的是，恰恰围绕思维行为四处扩展的日常现象的要求告诉我们：关于上帝的交谈并非为交谈而交谈，而是为上帝而交谈。关于上帝的思想对所有人的所是、所有、所为起困扰作用，在同一意义上，伦理问题也必须困扰这种交谈，以提醒它注意自己的对象，必须扬弃它以赋予它理所当然的关系，必须使其死以使其生。即是在这一意义上才说“弟兄们，我……劝你们”！少安毋躁，你们这些参与思维、朝圣、祈祷的人；中断你们的思想，以便它成为一种神性的思想；中断你们的辩证法，以便它的辩证性永在；中断你们对上帝的认识，以便它是它所意味着的：它本身就是巨大的、大有裨益的困扰和中断，这是上帝在基督中为人安排的，旨在将人召回他平安的王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