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唯理主义的理性既在现代科学诞生时充当它的基础和证明，又以其理性化和非理性在现代世界的诞生中发挥作用。唯理主义的理性造就了一个它既无法把握和解释，又不能以一种连贯的理性方式加以组织的实在。这种逆转不是一个神秘的转变，它之所以发生是因为整个过程的出发点是唯理主义的个人理性，这种理性既是理性的一种特殊历史形式，又是个体的特殊历史形式的理性。这一理性注定会把某些实在弃置于理性的疆域之外，因为它无法捕捉这些实在，在这个意义上这些实在是非理性的，这是非理性的第一种含义；或者是因为它不能主宰或控制这些实在，它们脱离了它的管辖，在这个意义上它们也是非理性的，这是非理性的第二种含义。
这种理性把上述两种意义上的非理性的东西搁置在一边，同时，用这种非理性构成自己的现实化形式和实存形式。唯理主义的理性假定个人可以“把他的理性用于一切”，并在这个意义上反对任何权威和传统。它要用自己的理性去研究和认识一切。除了这个积极方面（这是现代思想的永久属性）之外，它还包含着一个消极方面，即包含着某种素朴性。这使它忽视了下述事实：一个主体不仅是措置主体，而且本身也是被措置的（Posited）[19]；原子化个体的理性一经实现，就必然会产生出非理性，因为它把自己当作直接给予的东西，它在实践上和理论上都不包括世界的总体。理性化和非理性是唯理主义理性的两个化身。实在的理性化和同时发生的人类实在向客体性实在的转化，还有环境的非理性和无理性（既不能透视又无法驾驭），所有这些都是从同一个基础上生长出来的。由此还产生了把合理性（racicuelni）误认为有效性（racionelni）的可能。如果把价值判断从科学中排除，如果科学在研究人类行为时只能理性地判断手段的有效性，而不能判断目的的适宜性，否则就会丧失其科学性，那么，理性的影响就仅限于行为的技巧方面。而且属于“理性”领域的手段、操控和技巧等问题就从根本上与价值和目的相脱节，与人类主观性的世界相脱离，把这个世界遗弃给了无理性（亦即非理性）。这种观念出现在马克斯·韦伯的著作中，也出现在冯·纽曼（Von Neumann）和摩根斯坦（Morgenstern）的数学和逻辑学著作的哲学前提中。这种观念把有效地利用资源、以最少能耗达到成功目的或获得最大利益的行为看作是合理的（用我们的术语说是有效能的）。科学指导人们如何有效利用资源，使用什么手段来达到确定的目的。但它从不讨论目的本身或目的的正当性和合理性。“我们活动的合理性只能由它所使用的手段的适宜性来测度，对目的不能做任何纯理性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