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工作
现在，我们在双重意义上使用“工作”这一词：一方面它指谓特定类型的日常活动；另一方面它指谓直接的类活动。这两种含义的确都是正确的。工作的履行是日常生活的有机部分；过程、工作活动则是类本质的对象化。马克思常常使用两个词来表明这一区别：他称日常活动为“劳动”（labour），而用“工作”（work）专指类本质范畴。
当然，把“工作”视作具体的操作过程的人们，不可能区分作为执行的工作和作为活动的工作。对“工作”的这一解释非常古老，我们发现，在亚里士多德那里，工作被视作我们所从事的实现自觉设定的目标的人之有目的的活动，即实现目标的工具和手段在其中被嵌入主客体之间，人在其中创造性地适应于被改变的客体，最终创立一个新的对象化的过程。马克思的创新不在于对工作过程的分析，而在于研究一个工作过程在其中得以完成的具体条件，研究在这一过程中，作为一般社会“工作”和作为从工作者立场出发的“劳动”如何得以实现[2]。马克思对李嘉图（David Ricardo）不能区分工作和劳动，傅立叶在其“作为游戏的工作”理论中对“劳动”的忽略，均持怀疑态度[3]。
有什么根据说“工作”过程是超越日常生活的社会的和类本质的活动呢？第一个近似值，可以从它是创造满足他人需要的产品的过程这一事实得出。这并不必然说，他人的确使用或者将在事实上使用这一产品，但这的确是说他们可以使用它。在商品生产条件下，工作的类本质特征是在交换中实现的，这样一来，所有具体劳动同时也是生产价值，即交换价值的抽象劳动。但是，无论工作的社会性是通过交换而间接地实现，还是直接地实现，工作产品都必须满足社会需要，它还必须包含进行这一生产所需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如果产品不满足社会需要，或者如果用于这一生产的时间超过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我们就不能再谈论“工怍”，但是我们依旧可以谈论“劳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