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我们从超越的力量获得我们的价值体系，它规定着我们的道德原则，把我们基于神召而为之的事情限定为“善良的”。因而，做不到这一点就是反对众神。众神根据我们所为而对我们施行奖赏和惩罚。赐予有德行者的最终奖赏是来世生活、赎罪、拯救（个人或集体），等等。
关于对超越性的依赖的这三种表述都相当普遍，因为它们适用于人的一切活动，因此，所有活动在实践中都以它们为动因。由此，宗教的集体形象（以及它们的派生的本体论和伦理学）渗透了阶级社会的普通人，充斥于他所能从事的全部活动之中，从日常活动到任何有意识的普遍活动，即类本质水平上的活动[11]。在自觉的类活动中，宗教意识形态和它的动因是作为这一活动的意识形态或动因；在日常生活中，它们至少在一般情况下作为排他主义意识形态或动因。因而，人对超越性的依赖，在所有世界宗教中构成共同的意识形态基础，但是，除此以外，许多宗教主张把人的这一本质描绘为神的属人本质。这样，我们一再发现神以人的形象诞生，具有人的外形，经历人类的尘世劫难。这最后一个主题尤为重要。任何神都无法仅仅凭借人的外形而把人的本质表达为属人的本质。除非以人的形式，或至少赋有人的情感，否则任何宗教都无法设想神；神性所具有的正是人的本质：创造性、爱、预见。人自己的潜能在其神的概念中被绝对化以取得普遍性：完全自由，全能。但是，人的排他主义动机也出现于他的神的本性中，后者常常是妒忌的和恶意的。
然而，这里我们感兴趣的是关于神分沾了人的尘世命运的主题。希腊人和罗马人相信，英雄可以成为神，只要他充分代表人的类本质的抗争，他就能得到这种转变（如赫拉克勒斯）；他们还设想，众神由于自己代表人类利益的英勇活动而分担人的磨难（普罗米修斯）。在佛教中，佛陀乔达摩的形象体现了类似的信念。然而，最好的例证可以在基督教所描述的耶稣的形象中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