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现代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研究必然始于考察决定性的基础和被决定的上层建筑这个命题。实际上，从严格的理论角度来说，我们不选择从这里开始。如果我们能够一开始就从同样主要而真实的命题——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这个命题出发，这在很多方面看来或许会更好些。当然，这并不意味着这两个命题必然相互否定或者相互冲突。但是，基础和上层建筑这个命题由于含有比喻的因素，暗示着固定而明确的空间关系，因此，若转化为其他命题，至少是在某些方面过于专门化了，有时令人难以接受。而在从马克思到马克思主义的转变中，在主流马克思主义自身的发展中，决定性的基础和被决定的上层建筑这个命题常常被认为是马克思主义文化分析的关键。
当我们试着分析这个命题时，重要的是要意识到，牵涉其中的关系的这个术语即“决定”（determines）在语言和理论上极其复杂。决定性乃至决定论的术语是从唯心主义尤其是神学对世界与人的解释中沿袭下来的。众所周知，马克思在颠覆与否定许多公认的命题时，运用了在英语中翻译为“决定”的这个词（常用但并非固定不变的相应德语词是bestimmen），这一点非常重要。过去的意识形态坚持外在于人的力量的权力，或者是以世俗的形式坚持抽象的决定意识，马克思坚决反对这种意识形态。马克思自己的观点明确地否定这一点，他把决定的起源置于人的活动中。不过，这个术语有着具体发展的历史和连续性，它提醒我们，在通常的用法中，“决定”这个词有着极不相同的可能意义和暗示，这在大多数主要的欧洲语言中都是如此。一方面，从其神学传统来说，外因的观念完全预见、预示、控制着后来的活动。但是，另一方面，从社会实践经验来看，设定限制和施加压力的决定观念也是存在的。[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