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正在打扫一间房子，漫不经心地走近沙发，却记不得我是否已经擦拭过它了。由于这些举动是习惯性的和无意识的，我记不起来，也觉得不可能记起——如果我已经掸掉了沙发上的灰尘并把这件事忘掉了——如果我在无意识中做了这件事——这与我没有做这件事是一码事。然两，如果某个有意识的人在旁边观看，这个事实也许可以成立。但是如果没有人在观看，或者这个人只是无意识地看着，如果许多人的复杂生命无意识地延续着，那么这些生命就等于从来没有存在过。[15]
女性主义者特丽·奥尔森称这种人类生命的浪费为“沉默”。许多人的生命，不只是妇女的生命，在这种“沉默”中消失。很明显，形式主义者（也许包括托尔斯泰本人）不可能以自己的觉悟来拯救这种人类生命的浪费。作为游戏和无终结的终结的经典美学学说和强调保护工业的意识形态宣传，都竭力试图躲避难以想象的异化劳动的现实。在意识形态里宣传维持手工业的做法是物化（reification）现象，“太凯尔”小组把它形容为“抹去客体的生产痕迹”的做法。甚至在此，“生产”的范畴仍然可以让人容忍和保留，任何一个现代主义者都会赞同“生产”这个概念。物化的、更得人心的一面是它可以让我们忘记包围我们的、由其他人积累起来的、异化劳动的客观世界。
存在历史主义的、自鸣得意的美学思索不能够、精神分裂症式历史主义的狂躁的尼采式颂扬也不能够解决关于历史经验的观点的根本不平衡性，这些观点反对个人主体对历史某一时刻的集体现实的反应。恰恰在这一点上，米歇利特扭曲历史主义的做法，提供了十分不同的解决方法：在米歇利特的著作中，观察者——历史学家的存在不是无场所的，而是被双重镶进本文作为一个具体的境遇。1789年8月4日法国大革命使中世纪劳动的“沉默”复活，不是通过任何“客观的”历史编纂学的重构，而是通过实践的新鲜事实；处于七月王朝末期的立法危机中的历史学家，米歇特利的政治倾向和他所著的历史编年史的政治象征价值，使他在1848年革命的前夕，被法国学院开除。米歇特利以活跃的现在，复制了对过去的再创造，他使8月4日的夜晚复活——那一夜晚变成了他自己的过去。在此需要强调的是，我们面临的不再是个人主体对过去的冥思苦想，而是一个现在的客观境遇，与一个过去的客观境遇之间的关系问题。事实上，只要马克思主义本身是历史主义——注意，这不含有阿尔都塞所批判的本原主义或目的论的“历史主义”的意义，我指的是一种“绝对历史主义”——那么它的形成也会是相似的。在《资本论》一书里，马克思多次强调，他在劳动和土地首次被完全商品化了的社会环境中，发现劳动价值理论的客观和历史先决条件：“资本主义时代的特征，是劳动权力，在工人自己看来，是以作为自己财产的商品形式出现的；工人的劳动是工资劳动的形式。另一方面，从这时起，劳动的商品形式便成为普遍性的了。”[16]因此，马克思对这个“科学真理”的“个人”发现，不只出自于他的系统，也是历史环境促成的。在这个历史环境中，资本的发展首次允许这种概念——劳动价值理论——的产生，以此可以让人们事后重新发现前资本主义的千年人类历史中的真理性。“马克思的分析方法揭示和具体展示了所分析的现实和阐释这种现实所使用的思维概念。马克思的方法论因此从一开始就反对这样的理论以表述没有自己历史或非历史的理想现实，而在自己的意识形态构筑中不考虑自身的理论。”[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