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马克思、弗洛伊德：形式之分析
在拉康看来，发明征兆（symptom）这一概念的不是别人，而是马克思。拉康的这个命题究竟只是机智的俏皮话、含糊的类比，还是有着坚实理论基础的理论断言？如果马克思真的清晰阐明过征兆这一概念，使其发挥它在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理论中所发挥的作用，那么，我们必须就这一遭遇（encounter）在认识论上的“可能性条件”问题，进行康德式的扪心自问：马克思在其对商品世界的分析中，是如何创造出这个同样适用于分析梦和歇斯底里现象的概念的？
答案是，马克思的阐释程序和弗洛伊德的阐释程序，更确切些说，马克思对商品的分析和弗洛伊德对梦的解析，二者之间存在着基本的同宗同源关系。在这两种情形下，关键在于避免对假定隐藏在形式后面的“内容”的完全崇拜性迷恋；通过分析要揭穿的“秘密”不是被形式（商品的形式、梦的形式）隐藏起来的内容，而是这种形式自身的“秘密”。梦的形式的理论知性并不表现在从显在内容（manifest content）向其“隐蔽内核”（Hidden Kernel）、潜在梦思（latent dream-thoughts）进行渗透，而表现在对如下问题的回答：为什么潜在梦思呈现为这样一种形式？为什么它转换成了梦的形式？对商品进行分析，也会面临同样的情形：真正的问题不是向商品的“隐蔽内核”进行层层渗透——研究生产它时消耗了多少劳动数量，并进而判定它的价值；真正的问题是，为什么劳动采取了商品价值的形式，为什么在其产品中它只能以商品形式（commodity form）强化其社会品格？
弗洛伊德在释梦时所显示出来的声名狼藉的“泛性欲主义”，已经尽人皆知，汉斯-于尔根·艾森克（Hans-Jürgen Eysenck）[2]，这位精神分析理论的严格批判者，在很久以前就观察到弗洛伊德的释梦存在着一个至关重要的悖论（paradox）：根据弗洛伊德的观点，在梦中表达的欲望被假定为无意识和性本能，至少原则上可以这么说；这与弗洛伊德本人分析的多数案例是相矛盾的。他最早分析的是伊玛关于打针（Irma's injection）的那个著名的梦，把它当成导论性案例，以例证梦的逻辑。[3]这个梦表达的潜在思想（latent thought），是弗洛伊德这样一种企图——逃避为他的患者伊玛治疗失败的责任，为自己做辩护：“这不是我的过错，这是由各种环境造成的。”至于“欲望”，梦的意义，显而易见，既与性本能毫不相关（倒与职业伦理有点干系），又与无意识毫无牵涉（对伊玛治疗的失败令弗洛伊德寝食难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