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判要求是内在的，是因为哈贝马斯在马克思本人的工作中认出了他自己关于两种类型的旨趣、行为和科学的区分的概貌。他是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这一著名区分中看到这一点的，生产关系意指生产活动在其中进行的制度形式。马克思主义事实上依赖于力和形式之间的分离。生产活动应当造成一种唯一的自我生产的人性，一种唯一的人的“类本质”；但是，生产关系却把生产主体分解为对抗的阶级。在这里哈贝马斯看到他自己区分的开端，大意是说，统治和暴力现象，以及对这些现象和政治解放事业的意识形态的掩饰，是在生产关系领域而不是在生产力领域内产生的。因此，为了说明马克思分析的现象：对抗、统治、掩饰、解放，我们必须意识到工具主义行为和交往行为之间的区别，但是，这种意识正是马克思主义在对其思想的理解中所缺乏的。在把力和关系归属到同一个生产概念时，它阻止了旨趣，因而也是行为层次和科学领域的真正分离。在这方面，马克思主义显然属于实证主义历史，属于反思遗忘的历史，即使它在某种程度上是影响交往的非人化意识的历史的一部分。
（2）我们仍没有讲到哈贝马斯称之为“解放旨趣”（the interest in emanzipation）的第三种类型的旨趣。他把这种旨趣与第三种类型科学，即批判的社会科学相联系。
这里我们触及与伽达默尔分歧的最重要源泉。当伽达默尔把“人文科学”看做原初的参照系时，哈贝马斯却求助于“批判的社会科学”，这种最初的选择对于结论是重要的。因为“人文科学”接近于伽达默尔称之为人性（humaniora）的东西；它们本质上是文化科学，与文化遗产在历史现在的复兴相关。所以它们按本性是传统的科学——用其此时此地的含义重新解释和重新发现的，但仍然是连续的传统的科学，从一开始，伽达默尔诠释学的命运就和这些科学相联系。它们能具体化批判要素，但它们本性上自然倾向于反对审美的、历史的和语言的意识的疏异的间距化。结果，它们禁止了对权威的承认和重新解释的传统本身提出批判要求。批判要求仅仅只能作为一种从属于有限状态和依赖于前理解形象（这常先于和包含它）的意识的要素被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