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学在社会科学中占据着一个特殊的位置，而它本身无疑是属于这些社会科学的行列的。它不仅是同其他社会科学一样的一门社会科学，而且是迄今取得最大进展的那些社会科学中的一门。它也许是唯一能够真正宣称自己是一门科学，并在使其实验方法公式化和对其所分析的资料的性质的理解上都取得成就的一门社会科学。这种优越地位却使它负有某些责任。语言学家经常会发现，在一些相关而又不同的学科中，科学家们从他的范例中获取灵感，并试图遵循他的指引。这是显贵者的责任。一份像《词语》这样的语言学杂志，便不能把自己局限于阐述严格的语言学理论和观点。它必须也欢迎渴望从现代语言学中学习能导致有关社会现象的经验知识的方法的心理学家、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正如马塞尔·毛斯在四十年前就已指出的：“社会学如果处处遵循语言学家的指引，它本当会有更大的进步……”[2]存在于这两种学科之间的密切的方法论的相似性，使它们负有进行协同研究的一种特别的责任。
自希拉德的那部著作[3]发表以后，已无须再来证明语言学在亲属关系研究中所能给予人类学家的帮助了。是一位语言学家和一位语文学家（希拉德和罗斯）[4]指出了关于古代家庭中的母系残余的假说是不能成立的，而当时那么多的人类学家还在此问题上纠缠不已。语言学家为人类学家提供了语源学，使得他能在一定的亲属称谓中间建立起联系，而这种联系本来不是一下子就很清楚的。从另一方面说，人类学家也能使语言学家注意到习俗、规则和禁忌，以帮助他们理解语言的某些特征的顽固性、术语或术语集合的变动不居。在一次纽约语言学会的会议上，朱里安·邦凡特曾通过对多种罗曼语中的“叔舅”一词的语源学的考察说明了这个观点。希腊语的θεcos一词在意大利语、西班牙语和葡萄牙语中对应于zio和tio二词；他进而说，在意大利某些地区叔舅被称作“barba”。“胡子”叔舅、“神的”叔舅——这对人类学家是何等珍贵的提示！人们马上想起已故A.M.霍卡特关于叔舅关系和母方亲属对“牺牲品偷窃”的宗教性质的调查。[5]无论对霍卡特所搜集的资料提出怎样的解释（其本人的解释并不完全令人满意），无疑地，语言学家是通过揭示在现代的亲属关系语汇中残存着的一些早已消失了的顽固的遗迹而对问题的解决作出了贡献。与此同时，人类学家向语言学家说明了语源学的基础，并确认了它的可靠性。保罗·K·本尼迪克特，当他作为一个语言学家对东南亚亲属制度进行考察时，得以对该地区家庭的人类学研究作出了重要的贡献。[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