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莉斯蒂娃 今日符号学是以符号和它的相关物（“交流”和“结构”）为模型构成的。那么这些模型的“逻各斯中心的”（logocentric）[2]和“人种中心的”（ethnocentric）的界限究竟是什么呢？它们为什么不能构成力图规避形而上学的记号（notation）的基础呢？
德里达 在此，所有的表示必然都是模棱两可的。如果有一天能够“简单地”规避形而上学，那么在此意义上，符号学概念就将同时既标明障碍物，又指示进展过程，当然我是不相信存在这种假定的。如果符号依据其根据和内涵，在一切方面都是形而上学的，如果符号在体系上是与斯多噶学派和中世纪神学相一致的，那么符号所从属的运作和置换（奇怪的是，符号也是该运作和置换的工具），就有着“限定”的结果。因为这一运作和置换允许批评符号概念从属于形而上学，这表现了同时既要“划定”产生这一概念并使之服务于己的系统的界限，又要“放松”这一界限，由此，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看成是将符号从它的土壤中拔离出来。这一运作必须尽量地进行下去，但是在某一点上，人们必然会遇到该模型的“逻各斯中心的和人种中心的界限”。在该点上，概念也许要被抛弃。但是，该点是极难确定的，它从来不是纯粹的。符号概念所有启示性的和批判性的来源，必须在所有的领域和文本中同样得到详尽阐述。现在，不仅起伏不定的发展过程（这总是要发生的），而且某些具有必然性的文本领域，出于策略上的考虑，都会向别处，甚至在最奇特的研究要点上，向如同一个障碍物一样起作用的所知模型提供不可或缺的来源。
仅举一例，就能说明索绪尔式的符号学存在着的双重作用。“一方面”，一种绝对的、决定性的批判作用就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