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写这本书时，如果心里首先想到的是美国读者，那么它在某些方面会有所不同。不过今天十分确定的一点是，就美国这个地方而言，实在没有必要再建议写这样一本书了，尽管这有点出人意料。但是，这本书第一次出版是在十几年前，值此新版问世之际，大概有必要解释一下我当初写这本书的目的，并且简略地谈谈它在这个国家所获得的完全出乎意料的、从许多方面看令人不解的成功。
此书写于战争年代的英国，而且主要是写给英国人看的。当然，其中的那些话，主要是说给英国读者中一个十分特殊的阶层听的。我当时把它题献给“所有党派中的社会主义者”，丝毫也不含揶揄之意。在动笔之前的十年里，我和一些倾向于同情左派的友人和同事有过多次讨论，此书即起源于此，我写《通往奴役之路》是这些辩论的继续。
当希特勒在德国掌权时，我已在伦敦教了几年书，不过直到大战爆发前，我和与欧洲大陆有关的事务仍保持着密切的联系。我所看到的各种极权主义运动的起源和发展，使我感到，英国的舆论，特别是我那些在社会问题上持“进步”观点的朋友的意见，完全误解了那些运动的性质。这促使我甚至在战前就写了一篇短文表达这种感觉，它构成了该书的中心论点。但是战争爆发之后，我感到对我们的敌人、不久后又成为我们盟友的俄国的政治制度，存在着广泛的错误认识，这是一种必须用更为周密的努力加以反对的严重威胁。此外，十分明显的是，英国本身在战后很可能也会试验这种我确信已给其他地方的自由造成了极大摧残的政策。
由此可知，这本书是为了对英国的社会主义文人提出忠告而逐渐形成的。战时的写作难免会一再拖延，这使该书直到1944年春天才得以面世。此外，这一出版时间也解释了我为使大家能听得进去，为什么在评论我们的盟国时很有节制，选择的实例主要来自德国的事态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