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宗教意义上说，笛卡尔到黑格尔、黑格尔到尼采的后基督教哲学是一种独特的模棱现象（Zweideutigkeit）：后基督教哲学思考的立足点是基督教传统，但正因为如此，这种哲学又希望以纯粹哲学的方式奠定基督教信仰。只要把基督教信仰同希腊、前基督教哲学加以对比，这种模棱性就一目了然。
使徒保罗把知识作为这个世界（diese Welt）的智慧，同真正的信仰智慧区分开来；与后者相比，世界的智慧在上帝面前不过是愚拙罢了。奥古斯丁进一步考察了这种《新约》思想，也就是超世界的信仰优先于世俗知识；假如说对上帝的哲学认识构成了自然神学，启示的信仰构成超自然的神学，奥古斯丁就是把对上帝的哲学知识变成了启示的信仰。但从此之后，哲学家不再像古希腊哲学家那样，面对一种神话神学和政治神学，而是面对一种信仰神学；这种信仰神学也不再像希腊“信念”的“信以为真”那样，同作为“真知”的真正知识相对立。相反，信念和真知，都有别于作为信仰的基督教信仰。正因为如此，在不信（Unglaube）或无神论的概念中也出现了类似的区分。希腊哲学绝少有不信神的，同样，从笛卡尔到黑格尔的哲学也绝少不在基督教传统的范围内。但苏格拉底被判死刑，因为他崇拜的不是城邦之神，费希特犯了无神论之罪，因为如同之前的康德和之后的黑格尔和谢林，费希特也从哲学解释教会的启示信仰。康德的《单纯理性限度内的宗教》，黑格尔的《宗教哲学》以及谢林的《神话哲学与启示哲学》，都使信仰成为多余。在同城邦权威的冲突中，犯不敬神之罪的古代哲学家屈服了，因为城邦同时也是一种宗教体制；在与教会权威的冲突中，犯无神论之罪的后基督教哲学家也屈服了，因为教会同样是一种政治权力。就后基督教哲学同信与不信的关系而言，哲学与教会启示的分歧，说得普遍些，知识与信仰的分歧，产生了一种根本的模棱性。这一模棱性的历史开始于笛卡尔非信仰的上帝证明，中经康德的“理性信仰”，最终达到黑格尔的“宗教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