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本章的主题可以通过一种对比来引出。新教的制度和教义形式，是从路德、加尔文以及英国圣公会的移民那里产生的，兴盛了三百年之久；然而，时至今日，就这两方面而言，新教正显现出垂垂待毙的迹象。它的教义已失去往昔的权威，它的权力已没有过去的影响，它的制度已不再是生活方式的指导。凡此种种只是对比项的一个方面。
对比项的另一个方面是：宗教精神，作为人们事务中的一个有效因素，已经取得了一个巨大的胜利。在印度，统治者与老百姓之间、种族之间、宗教之间以及社会等级之间都存在着暴力——预示着千百万人的狂热的力量——这些力量曾一度被两个以宗教信念的道德权威而行事的人制止了，他们就是圣雄甘地和印度总督。
他们也许失败了。两千余年前，一些绝顶聪明的智者曾经宣布：神的说服力是世界秩序的基础，但是，只有在它所产生的野蛮力量中，才能创造这样一种和谐的尺度。我认为，这乃是生活在佩拉基和奥古斯丁前七百年、提出恩典学说的柏拉图所作的一个朴素的预言。
然而，甘地和总督对宗教狂热的戏剧性的制止，由于需要一个来自印度、英国、欧洲和美国的无数民众的有力响应，因此它本身就表明了一种宗教动机——我意指这是一种对神的说服力的响应——宗教仍然掌握着它过去的权力，它甚至超过这种古老的权力，还支配着人们的思想和意识。在这种响应中，大英帝国的新教徒和虽然远隔重洋但却不无重要的美国新教徒都恰如其分地扮演了自己的角色。我们处在一个历史进程依赖于沉静理性的时刻，而这种理性竟来自一种宗教舆论。一个最初的胜利已经获得。
在衰亡和幸存之间存在一种对比。我们必须评估已经衰亡的是什么，而幸存下来的又是什么。我的论题是：新宗教改革正方兴未艾。它是一种改革，但它的结局能否带来好运则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极少数人的行动，尤其是依赖于新教牧师的领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