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视域需要有文献学和文本研究论据的支持才是可信和有效的。有一点值得肯定：张一兵教授的著作《回到马克思——经济学语境中的哲学话语》（1999）基于理论研究的方法论自觉，不仅成为开辟了文本—文献学解读范式文本—文献学解读范式的主要标志之一，更形成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创新学术史图景转换的“坐标”。深描理论创新的图谱，我们不难看到《回到马克思》对当代中国学术界引发的震撼和冲击，激起的狂飙和巨澜。围绕这一著作所展开的论辩和对话，深化和引领，彰显了这一著作所固有的创新锐气和先锋气质。重读再版的《回到马克思》，我们可以忘却种种论争的风云，然而作为一种具有时代创新精神的轴心范式，所拓展的“张一兵坐标”和引领的创新图景，需要认真加以总结。[22]
《回到马克思》所标志的文本—文献学解读范式文本—文献学解读范式，是通过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人的文献学（版本学、目录学、编撰学等）、文本解释学（意义结构的考订、研究、解读）等途径来创新地理解马克思主义文本文献的原初意义，把握马克思主义发生、发展、演变过程的一种研究方式。与原初的原著选读或原典解读不同，这一范式的根本特点之一就是在对象上打开了历史性视域，将原典放置在一个原初语境中历史地加以对待。这是一个视域和范式的大转折。在主体上引入了时代解读的新视域，将原典不是看作一种直接在场的东西，而是需要通过不断对话、解读才能为读者打开、重新出场的东西。文本解读是依赖于解读视域、方法的。读者解读视域成为打开对象文本的方法论前提。不同的视域、方法投射于文本，文本的意义和被打开的样式就不同。意义不是现成在场、一经阅读就永恒不变的“在场形而上学”，而是不断生成的。在这一意义上，解读就是一种读者与文本之间互动中的“思想构境”。当然，这一范式首先需要解读对象的存在。将原典典籍的编译、解读、研究当作一切研究的不可缺少的首要要素甚至根本要素，也是这一范式得以存在的客观条件。典籍是马克思主义思想在场的文本载体。典籍所蕴含的思想是理论研究和创新的前提和基础。随着理论创新的深化，人们必然会越来越重视典籍考订和文本研究。典籍、原著研究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前提，也是与西方抢夺马克思主义著作话语权的主要阵地，牵涉中国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上的指导地位的是否巩固，牵涉意识形态安全。由于文化和语言的差异，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中国化要跨越的“第一道门槛”就是经典文本的中国化，没有“中国化”的文本文献，就永远受制于人，就不可能将马克思主义变成武装全党、教育人民的精神武器。因此，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就高度重视马克思主义典籍编译和研究工作。中国共产党在建党初期和土地革命战争期间，就竭尽所能翻译出版了一批马克思主义原典。针对王明等人所犯的以“洋教条”误导工农干部和革命大众的教条主义错误，毛泽东同志在中央六届六中全会上向全党提出深入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任务：“普遍地深入地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的任务，对于我们来说，是一个亟待解决并须着重解决地致力才能解决的大问题。”要求在党内开展学习竞赛，希望能够出一二百个“系统地而不是零碎地、实际地而不是空洞地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同志”，将会大大提高我们的战斗力，战胜敌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