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思的问题学问题学研究范式的历史出场，究其根本原因，离不开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对理论指向的呼唤。具体而言，主要有以下三点。第一，解放思想，冲破教条主义的需要。苏联教科书造就的思想禁锢和理论教条虽然在教科书改革、原理研究、思想史、对话范式对话范式的变革中被逐渐打破，这些范式都增强了以现实、实践、时代、问题作为研究的物质基础和历史支撑，但是，就直接的话语指向和方式来说，它们都是思想的存在。问题在于：马克思主义是以改变世界为宗旨的实践的唯物主义。追求改变世界的实践成为超越解释世界的思想樊笼的重要着力点。借助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大讨论的催化，冲破思想禁锢和教条主义的改革开放实践冲动呼唤着马克思主义理论对时代实践的回归。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在某种程度上再一次重演了马克思批判地冲破“德意志意识形态”牢笼而“走向历史深处”的历史进程。面向时代、面向改革、面向现代化的改革开放的生动实践，使实践导向、问题导向、时代导向的主旨开始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的灵魂。第二，这是一个“脱节的时代”！教条思想与改革开放实践大潮之间严重脱节，改革开放的实践探索前无古人，理论指导严重滞后。理论创新不可能凭空产生，只能来源于实践。为解决“脱节”问题，特别是需要理论创新首先倾听来自实践大胆探索的声音，在实践中理论重新一点一滴地出场，建构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应当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是在改革开放实践探索中重新出场的结果。不紧紧依靠实践，依赖亿万当代中国人的创新探索实践，就没有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在这一意义上说，这一范式是在中国大地上的群众实践所创造的，是实践理性的最高表现。第三，“反思的问题学问题学”范式将研究指向思想之外的实践和问题，其思想也源于马克思的哲学革命传统。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以“感性人的感性活动”即实践为新唯物主义的原初基础，在彻底颠覆了抽象思辨的唯心主义和诉诸感性直观的旧唯物主义的形态哲学和体系哲学之时，就更深刻地反思和批判了旧哲学的提问方式和问题本身。在这一方面，正如本书第一章所言，马克思既颠覆了“问题的形而上学”，又消解了“资本拜物教”意识带来的“问题的实证主义”，进而在“改变世界”的实践观基础上形成了“反思的问题学问题学”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