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种研究路径和研究范式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以下简称“中国化”），毫无疑问是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创新过程中方法论自觉和反思的产物。毛泽东同志在《反对本本主义》《实践论》《矛盾论》等一系列著作中既全面开启“中国化”的第一个理论形态——毛泽东思想，也开拓了“中国化”的研究范式。在前无古人的改革开放新的伟大实践中，“中国化”不仅形成了理论的最新成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而且也形成了作为研究范式的“中国化”。在某种程度上，提出一种研究范式，比提出一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形态更深刻、难度更大。它不仅要求面向中国问题，更要基于中国经验、坚守中国立场，而且要求深度探索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实践路径实践路径和文化路径文化路径。概言之，所谓“中国化”研究范式，就是自觉地基于中国经验，坚守中国立场，聚焦中国问题，为了创新创造中国理论和中国话语而采用的研究方式。
中国化过程由来已久，几乎伴随着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的全部历史。但是中国化作为一种路径自觉，还是在延安时期，毛泽东同志在总结前此以往，以及反对王明、博古、瞿秋白等人教条主义、本本主义的经验教训基础上，以《实践论》《矛盾论》为标志，形成了中国化的理论自觉和路径自觉。从延安时期开始，学界就已经从毛泽东、刘少奇、李达、陈伯达等中国化论的先驱者那里继承了“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这一定义。但是，疑问并未被彻底消解。且不说反对和质疑“结合论”的学者，即便是赞同“结合论”者，也还存在着不少问题：究竟什么是结合？结合什么？怎样结合？这些依然是学界孜孜以求、正在深入研究的重要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