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多年前，《实践论》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高度阐述“认识对于实践的依赖关系”的根本原理时，毛泽东同志也就从根本上解决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个出发点问题。对于马克思主义的来源问题，以往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始终有康德式的“分裂症结”：一方面，“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马列主义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它的存在方式主要在本文中。文本意义是通过翻译、通过知识分子的文本解读和传播而来的，那么，按照这一逻辑，马克思主义的来源当然在国外，载于书本的才是真理，而最接近原本的传播者和翻译者——大大小小的赫尔默斯就是信使，他们是真理的代表或化身，至少比芸芸众生更接近真理话语之源。另一方面，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只能产生于中国的实践经验的科学总结与概括中，中国的本土化实践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的唯一源泉和基础。按照这样的逻辑，千百万从事中国革命与建设的实践者才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他们用自己的浴血奋战和辛勤汗水在一点一滴地积累着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并成为检验国外传播而来的马克思主义真理性的唯一标准。那么，两个逻辑究竟是什么关系？一方面，我们不能否认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传播而来的事实；另一方面，我们更要坚持“实践第一”的认识论观点。那么，重要的选择就是“结合论”：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一经结合，就产生了毛泽东思想。众所周知，毛泽东思想作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结晶，主要功绩在于解决了在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如何实现新民主主义革命、走向现代性社会的问题。它的历史地平线依然是资本全球化资本全球化，而它的最关键的三个基点就是：帝国主义、马列主义、中国国情—革命实践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