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年多来，中国共产党理论创新的一个基本经验，就是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党的十八大以来，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在广泛开展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中，把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同中国化、时代化作为一个整体进行了科学阐述，赋予大众化更加重要的意义、更加深刻的内涵、更加明确的要求。
大众化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本质要求。然而，人们在理解“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命题时长期存在着三个偏向：第一，“大众化”研究与“中国化”反思相互脱节，不理解“大众化”应当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在必然要求和根本实现方式。第二，将“大众化”等同于“化大众”，将大众化的思想主体仅仅封闭为少数专家和权威传播者，而造成对大众本身才是真正历史主体、思想主体的“自我遗忘”。第三，将大众化的行为仅仅等同于“通俗化”，沿着“大众哲学”的路径满足于“面对面”地用理论教化群众。因此，从出场学视域观照“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命题，首先需要提出三个相关追问：第一，出场语境追问：究竟“大众化”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语境属于何种关联？第二，出场者追问：我们需要辨识出场主体的文化身份，谁“应当”是大众化的真正出场者或者主体？是大众本身或者是高于大众之上的“赫尔默斯”（权威传播者）？第三，出场行为、路径或形态追问：“大众化”是否等于“化大众”？大众化路径选择的关键是否意味着仅仅在于寻找一种用大众话语来表达和传播理论的方式？或者说，我们仅仅需要专家们“面对面”地产出某种通俗形态的“大众哲学”“大众理论”？
大众化需要用“理论掌握群众”，但不能将“大众化”完全等同于“化大众”。唯物史观对“大众化”含义的深层反思表明：人民大众是“改变世界”的实践主体，也因此成为理论创造的思想主体。从自己的实践出发，为了谋求自己的解放、发展和幸福的利益，基于大量丰富的实践经验，人民大众真正成为思想的出场者，大众理论不过是人民大众表明自己作为主体的精神存在方式。而“化大众”的主体则是学术专家和理论权威，甚至是高高在上、从云端将真理撒播人间的精神贵族；化大众的行为是专家行为而不是大众行为。大众成为被化的对象，而不是真正的出场者。从“化大众”到真正的“大众化”，不仅需要历史观的转变，更需要历史语境本身的变迁。如何确立人民大众作为大众化的真正出场者地位，选择恰当的出场路径、方式和大众形态，无疑成为问题的关键。因此，近百年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和群众路线的历史经验反复凸显系列问题，需要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予以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