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实质，学界大体分为四种理解。第一，广义理解，“中国化”就是“中国话”，中国翻译、传播、结合、创新等含义都包括在内，其外延包括“在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从历史角度来看包括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创新、发展和繁荣的全过程中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实践。第二，“狭义结合论”，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发展实践相结合、创造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两大成果的过程。这一定义强调“结合论”，但是相对忽略了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以及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文化形态，具有文化身份。第三，“广义结合论”，强调中国化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践和中国文化的结合过程。这一定义是较为完备的结合论，兼顾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路径实践路径和文化路径文化路径，理论形态和文化形态，但是，对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在中国本土场域中重新出场过程这一重要特质认识不足，因而也具有先天的缺陷。第四，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儒学化”。虽然这一强调的学者仅为主张新儒学的诸公，也十分合理地强调了马克思主义应当有一种文化身份和文化形态，但是其基本立场是文化保守主义甚至是“原教旨主义”的。
笔者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从形式上是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实践与文化的结合过程，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两大理论成果的形成与发展过程，本质上是在中国实践和文化场域中由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和发展的大众主体重新创造、重新出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过程。标志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个标志是，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发展的实践和文化真正成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发生学场域。正如毛泽东同志在《实践论》中所指出的，“一切真知都是从直接经验发源的”[12]。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真知之“源”不在于书本，不在于国外话语，而在于实践，“实践的观点是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之第一的和基本的观点”[13]。当然也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这一认识的基础和来源。认清“源”在哪里很关键。相对于“源”，书本中载的国外传入的马克思主义就是“流”，“源”与“流”地位根本不同，不能相互错位。确立中国大众变革社会的实践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唯一来源，是石破天惊的伟大论断。从此，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创新发展首要的和基本的条件就是要眼睛向下看实践，看实践如何“一步又一步地由低级向高级发展”，而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认识，又是如何跟着实践发展而“一步又一步地由低级向高级发展”，如何发展完善起来，最终形成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问题指向和理论旨趣，决定了理论创新的方向和目标，也同样决定了理论的地平线。聚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中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以创新的理论视域科学解答这些问题，形成创新的中国理论和中国话语，借以指导中国创新的实践，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当代使命。第二个标志就是明确“真正亲知的是天下实践着的人”[14]，中国实践主体即人民大众，他们在革命、建设、改革、发展实践中以自己的汗水、鲜血和生命一点一滴地创造着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推动理论发展，他们是真正的理论创新主体，而不是少数权威传播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