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传导布展的“危机路线图”凸显着一个新全球化新全球化时代的基本结构，那就是：西方借助知识资本和金融资本的绝对优势，在全球建立了对后发展国家和地区的高度控制体系。深刻描述这一图景和体系，揭穿全球生产方式链条的关节点，是我们认识和把握今日中国一系列特点的时代语境。
正如我一再指出：与马克思、列宁时代相比，资本全球化资本全球化形态和结构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已从以工业资本为主导地位的旧全球化时代向以知识资本和金融资本占主导地位的新全球化新全球化时代转变。知识的资本化和知识资本的力量，已经成为这一次金融危机的罪魁祸首。如果说，马克思的时代主要面对的是工业革命初起的工业资本全球化资本全球化，列宁时代面对的是工业资本与银行资本的结合——金融资本统治造成的私人垄断局面，那么，本次金融危机实质上既不是“房地产资本的危机”也不是单纯的信贷等“金融危机”，而是由于主导“金融创新”背后的“知识资本”的危机。知识资本与金融资本的高度结合，才是这一次危机的真正根源。“知识创新——金融创新——全球金融——全球经济——全球生产”，成为主要的资本支配线，也是危机的传导路线图。
因此，危机再一次表明：我们已经深度进入一个新全球化新全球化时代，新全球化新全球化时代在改变人们的生存方式和全球结构的同时，也在改变着中国现代化的宏观语境。一个正在走向现代化的中国遭遇全球后现代的挑战，从而造就了中国现代化语境的复杂性。新全球化新全球化时代为中国现代性的界定提供了一个最为宏观而多元复杂的坐标。新全球化新全球化时代新方式和新路径造就的发达—发展中国家之间“一体化”与“多元化”差异格局，就在现代性层面上对应地生成“同构性”和“差异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