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新现代性不仅是对世界现代性的重写，也是对中国百年来各个阶级孜孜以求探索的现代性理念和模式的重新选择。因此，中国道路中国道路与中国现代化历史进程既一脉相承，又有质的飞跃和本质的区别。
中国道路中国道路有自己的历史坐标。今天的中国道路中国道路是历史的继续，因而具有历史的连续性和统一性；又是渐进过程的中断，所以有新的阶段性质变。就前者而言，所谓中国道路中国道路，就是自1840年鸦片战争起，百余年来，落后的中国通过各种现代性进路试验而必然选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路，近代、现代、当代的轴心统属于一个现代化历史；就后者而言，所谓阶段性质变，是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之路，或者说通过改革开放创新发展重写现代性重写现代性之路。
就历史坐标而言，关于中国道路中国道路与现代性的关系，有两个问题必须阐述清楚。第一，近代、现代、当代的轴心以现代化进路一以贯之，中心问题就是中国的现代性进路（现代化道路）为何最终会选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第二，中国的社会主义为何要选择改革开放创新发展重写新现代性？
关于第一个问题，虽然用近代、现代、当代来区分历史阶段有重要意义，但是不能因此否定各个概念之间存在着一以贯之的轴心，说近代追求近代化、现代追问现代化，当代追求当代化，等等，是一个误判。“近代”一词最早由日本传入，与西欧传入的“modern”一样，都是指现代，“近代化”就是现代化（modernization）。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命运的主题从来没有变过，就是如何通过现代化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差别只是在于通过何种方式（进路）来实现、谁领导来实现、选择何种现代化来实现。在这一意义上，中国道路中国道路就是对中国现代化问题所做的新解答和新探索，成为中国现代化历史道路的新阶段、新形态。总问题具有通贯性、统一性，解答具有特殊性。正因为前者，我们才能有统一尺度科学比较各个现代化解答进路的高下优劣；正因为后者，我们才能更清晰地理解中国道路中国道路的创新特色和独特魅力。无论西方后现代思潮如何虚化历史、否定现代性，但是中国依然走在现代化道路上，人民依然在追求现代化，现代化依然是中华民族的未竟事业，这是不争的事实。中国道路中国道路绝不是脱离中国现代化总体道路的抽象存在，中国现代化的任何历史经验教训，都深深地融入了中国道路中国道路，并使之成为“效果史”。割裂历史，就变成历史虚无主义，就看不清当代中国道路中国道路与百余年中国现代化道路总体的关系，我们就缺少一个可以纵比历史、衡量进步的统一尺度，其结果要么狂妄自大、故步自封，要么自我放逐、随波逐流，最终都会严重阻碍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事业自觉前行的脚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