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社会结构坐标上看，中国道路中国道路是最广大的中国人民根本利益和共同愿望的集中体现，但是这一体现又是在复杂的差异性利益结构的博弈和对话中实现的。关于中国道路中国道路理解的思想之争，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文化矛盾的集中表现，根源在于我们通过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渐进改革路径逐步进入了一个差异性社会差异性社会。
差异性社会差异性社会是当代中国道路中国道路所独特依赖的市民社会。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独特社会类型，特别重要。因为，思想的上层建筑都源于社会经济基础。所有对道路诉求的思想差异，都源于我们的社会类型。但是，究竟我们目前是一个什么样的社会类型呢？
马克思和黑格尔所说的西欧17、18世纪的“市民社会”，就是与市场经济关联的资产阶级社会，或者说一般的经济基础。在中国现代化起点结构中，市民社会当然是缺失的。从洋务运动起，中国现代化又一直沿着国家资本主义或者官僚垄断资本主义的道路前行，因此，市民社会发展一直被打压。以往的农民模式、皇权新贵模式、孙中山模式和蒋介石模式等四种现代性进路之所以都没有能力实现中国现代化，与这一问题紧密相关。农民模式虽然有（如太平天国洪仁玕的《资政新篇》）资本主义现代化思想萌芽，但主要为农民式平均主义，与未来资本主义现代化治国理政纲领相去甚远；新贵模式从“洋务运动”到“戊戌变法”再到晚清改革，从一开始就走了官僚资本主义（红顶商人）道路，先天地遏制了民族资本和市民社会发展，又无力解决传统皇权遗老与新法之间的根本冲突，立宪化为虚幻。“权钱合一”的高度垄断的官僚资本主义道路，一直穿越孙中山模式到蒋介石模式，终于成为“三座大山”的核心。官僚资本主义“官”“商”一体，权倾朝野，成为与地主经济、买办经济相互勾结的中心环节，压迫农民和民族资本，形成专制独裁，阻碍现代化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