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说过：“一切划时代的体系的真正的内容都是由于产生这些体系的那个时期的需要而形成起来的。”[1]虽然变革与建构、破与立、路径探索与顶层设计始终贯穿着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全过程，然而，在不同阶段，矛盾双方地位的倚重是不同的，因而历史的需要也就不同。改革初期，遭遇旧体制困局严重束缚，又缺少经验，所以要“杀出一条血路来”，矛盾的主要方面是如何破除和变革旧体制，改革方式以“走一步看一步大胆探索”为主。今天，能够提出建构一个全面创新国家治理体系的重大任务，必定是为了适应改革发展新阶段的需要，即社会变革和转型从改革初期以破为主、“走一步看一步”式的零碎片面的“试错法”探索转入以立为纲、全面自觉设计未来中国发展蓝图和中国道路中国道路新阶段的需要。在这一阶段，一方面，在客观上破除改革创新中体制机制，解决发展方式等主要矛盾、突出问题的基本条件已经具备，未来发展蓝图已经绘就，中国道路中国道路的方向已非常明晰；另一方面，主观上执政党不仅富有以往改革创新的丰富经验，把握了发展本质和律动边界理性认识，而且大大提升全面深化改革、破除一切体制机制障碍的理论自觉、思想自觉和实践操控能力，摆脱了原初“走一步看一步”的盲目状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充分展示了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更加自觉地清晰地谋划未来、构建发展目标体系和实现路径的宏伟抱负与总体纲领。在这一关键转折点上，来自中国的社会转型社会转型所呈现出的十大转变，多层、多样、多面而深刻地改变着中国社会的结构，并陆续进入了新阶段。具体来说，提出建立国家现代化治理体系，主要需求来自于以下几个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