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我们在颠覆学科壁垒内部形成的僵化的形态学、体系学视域时需要以时代问题为中心，召唤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出场学视域，那么，反对割裂“当年”与“当代”马克思主义研究视域，就需要在时代性语境中“与时俱进”地把握视域的统一。
“回到马克思”（以下简称“回到”）对“原版马克思”的原初想象与“让马克思走入当代”（“走入”）的时代想象之间的对话聚焦于一点：在批判地消解教条的苏联教科书体系学或形态学图景之后，如何看待“当年马克思”与“当代马克思（主义）”的关系？
“回到”视域的形成是对教科书马克思主义研究在场合法性与当代理论创新的反思，同时是对西方“马克思学”挑战积极回应的产物。“回到”视域离不开对马克思恩格斯经典文本文献的解读范式，也因此形成了相应的学派，关于这一点，我们稍后再论。我们关注的重点是这一视域对教科书马克思主义研究在场合法性的批评，对当代理论创新前提的反思，以及视域本身关注的重点。
从第二国际开始，为了正确地阐释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需要，教科书话语方式经过恩格斯、伯恩斯坦、考茨基、梅林、拉布里奥拉，再经过普列汉诺夫、列宁、布哈林、德波林、斯大林、米丁和拉祖莫夫斯基、康斯坦丁诺夫等人不断完善和演变，传入中国后已经成为阐释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主要方式。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瞿秋白、李达、艾思奇等也在传播与发展马克思主义过程中不断用教科书改革与中国化方式来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普及宣传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教化大众的过程中，每一个阶段都取得了理论研究和创新的成就。
然而，在主张“回到”视域的学者看来，教科书式的马克思主义话语方式有两个内在的缺陷。一是教科书话语作为直言式定论，需要直截了当、不加论证地直接阐明马克思主义基本概念、范畴、规律、原理，并做体系性的把握。这一直言式、原理式、体系式阐释往往具有体系的自足性和话语的独断性，与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本性之间往往发生相对与绝对、有限与无限的矛盾。“马克思并不是一个把哲学课题化、体系化的职业哲学家，而‘首先是一个革命家’，是一个以实现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为毕生使命的革命家。但是，以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为理论主题，以形而上学批判、意识形态批判和资本批判为理论形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又的确存在着理论体系。马克思虽然没有写过系统阐述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的‘纯粹’的哲学著作和‘经典’的哲学文本，但是，马克思又的确具有丰富而深邃的哲学思想，其基本观点之间又的确存在着内在的逻辑联系。这种丰富而深邃的哲学思想、存在着逻辑联系的基本观点及其理论体系，就存在于马克思的各种论战性著作中，存在于其形而上学批判、意识形态批判和资本批判以及政治批判、历史研究的著作中，需要我们把它解读出来并加以解释。马克思主义哲学教学体系就是一种特殊的解释系统。问题在于，任何一种解读、解释都要受到各自的历史条件、文化传统、实际需要、知识结构和价值观念的制约，因此，马克思主义哲学教学体系在不同的国家及其不同的时期必然具有不同的形式。”[7]要追求理论演变条件下的相对中的绝对，前提就是要回到马克思原初语境重新深度耕犁文本，看看原初马克思恩格斯的文本思想原义究竟是怎样的，在每一个时代又如何发展演化的。因此，“回到”视域成为破解教科书体系内在矛盾的出路之一。二是教科书经常引证马克思恩格斯的经典话语作为原理的佐证，但是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话语也是历史地发展演变的，如关于“异化”思想，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的不同文本中有不同的含义，如果撇开本文的历史演变而孤立加以引证，则可能出现将此一时的话语当作全部经典证据的偏颇，因而是“非法引证”[8]。为此，必须回到马克思，重新深度解读文本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