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观念I》中，悬搁主要作为彻底弃绝自然态度的总设定的步骤被引入。尽管胡塞尔本人反复强调现象学悬搁（ph?nomenologische Epoché）本质上不同于“笛卡尔的普遍怀疑设想”，悬搁的目的“是要去发现一个新的科学领域”（III/1，56），它“与对真理的毫不动摇的信念，甚至与对明见真理的不可动摇的信念相容”（III/1，55）。[3]此外，他也曾明确指出：“我们使属于自然态度本质的总设定失去作用，我们将该设定的一切存在性方面都置入括号：因此将这整个自然世界置入括号中，这个自然界持续地‘对我们存在’，‘在身边’存在，而且它将作为被意识到的‘现实’永远存在着，即使我们愿意将其置入括号之中。”（III/1，56）甚至在谈论“现象学剩余”的语境中，他仍明确强调说：“我们使把握的和理论上探索的目光指向在其自身绝对独特存在中的纯意识。这就是探索所余留下来的‘现象学剩余’，虽然我们已‘排除’了包含一切物、生物、人、我们自己在内的整个世界。严格说，我们并未失去任何东西，而只是得到了整个绝对存在，如果我们正确理解的话，它在自身内包含着、‘构造着’一切世界的超越存在。”（III/1，94）尽管如此，但是由于胡塞尔在那里过于突出悬搁的否定性质，诸如“消解了物的世界”“现象学的剩余物”等用语，而且由于这些论述在依托笛卡尔普遍怀疑思想的背景下过于强调世界之纯假象的存在与意识之绝对存在之间的对立，因此不可避免地误导了人们对其现象学的理解：似乎世界通过悬搁从现象学的研究领域中被排除出去了，仿佛现象学的研究只是与世界隔绝的、自身封闭的纯粹意识区域。这种误导不仅已为诸多现象学家——如芬克、兰德格雷贝、梅洛-庞蒂、利科、耿宁等——严厉指责，而且胡塞尔本人在后期对此也有明确的方法论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