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发生性的分析表明，先验反思的任务在于展显历史的视域性。从发生性的立场出发，我们不应将真理——被理解为各个先验的构造层次上的自身被给予性——绝对地锚固在某一个先验的构造层次上，而只应在先验历史性的活的意向性中拥有真理。先验的构造或先验的态度本身也是历史性的，只要它源于先验历史的生成性维度。在胡塞尔看来，如果没有事实性的先验自我的存在，先验自我的埃多斯是不可想象的。这种事实性存在隶属普遍的历史发展，而“历史乃是绝对存在的重大事实”（VIII，506）。先验现象学的态度就在于对绝对存在的事实内的本己的自身客体化的意识。在这种态度中，主体间性被看作在主体间交往的相互关涉状态中的目的论和谐，而在这种目的论的和谐中，一个普遍的、客观的世界被构造起来。因此，胡塞尔认为存在“一种能够按照本质特性和规则进行直观理解的内在于主体的目的论”（VII，77）。只有这种绝对主体性的视域才能揭示历史的先验目的论的意义。
现象学以“回到‘实事本身’”为旨归。一方面，对于“实事本身”的确定取决于直观的明见性；另一方面，先验现象学只有作为发生现象学才能获得其完整的概念，因此，“实事本身”只有在发生性的向度上才能最终得以确定。正是基于对于“实事”的这种理解，胡塞尔宣称：“明见性是一种关涉着整个意识生活的普遍的意向性方式，借助明见性，意识生活具有一种普遍的目的论结构，一种瞄准‘理性’的状态，甚至一种连续不断地朝向理性的趋向，亦即趋向于正确性的证明（因而同时趋向于对正确性的习性的获得）和趋向于不正确性的抹掉（因此停止被当作已获得的所有物）。”（XVII，144）与此相应，他对意向性概念做了原则性的修正，将其规定为先验意识生活中的“原本欲”。正是基于现象学运思一贯的目标指向和历史—目的论向度的开显，“生活世界”问题成为胡塞尔后期思想的核心。“生活世界”问题展显了现象学探问的历史性维度，揭示了“历史的先天”。在先验目的论的维度上，“历史的先天”呈现其介于历史主义与客观主义之间的本质形态，而这种“之间”形态正凸显了现象学本身奇崛的哲学立场。